新加坡模式之和而不同

我想，新加坡多元种族政策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信念：和而不同。这是儒家思维，‘和’便是协调分歧，达成和睦一致，意味着和谐，但它承认不同。把不同联合起来成为和谐一致。

和谐的本质可以烹饪艺术来解释。中国的烹饪要求好的烹饪必须把所有的原料调和，同时要保留每一种原料的颜色、质地与味道。要成为一个好厨师，一定要是个好的安排者。每一种原料的味道都要调和（和谐）。没有调和就没有味道。菜式的颜色与质地的展示要十分重要。

和而不同，首先就要承认有不同，有异；其次是要宽容对待不同，或者探讨能不能达到异中求同的和谐之道。

就新加坡而言，接受种族”不同“而达到种族和谐是我们社会的一亮点；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就双语教育以及中小学的学生分流教育而言的争议性虽然很大，可是就培养学以致用的这个目标而言，我想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也算是我们的一个亮点。我们的技术教育（ITE）、理工教育、初级学院、大学，基本上都是世界级的。我们对每一种教育都全力以赴，不会因为他们的”不同“而放弃。

可是在寻求什么是“同”的方面，我想新加坡有反思的空间。人的性别、智商、遗传等等之同，是个世界性的课题，过去李光耀先生所提出的“龙生龙，凤生凤”的社会工程理念，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其实不大，因为得不到社会的热烈反应。

可是，对于种族的“同“的理念，却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不少的副作用。

新加坡基本是四大种族：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其他。所谓”其他“当然不是个”同“的概念，因为其他包括了所有其他种族。华族的”同“在一文（文字），”不同“在于多语（方言）。所以在教育政策把华语定位为”母语“，还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因为希望方言文化被完整保留。就是说，有人希望种族的”同“被界定在地方方言的水平。

所以，在”同“与”不同“之间寻找个平衡点是实践”和而不同“的一个大挑战，如果我们无限制地把”同“的观念无限移动，指向”个人“，那么我们就容易进入个人主义的死胡同；相反地，如果”同“的单位界定太宽松，我们会质疑多元种族的精神，把一切”不同“融入民族主义的大熔炉里，个别种族的独特性必然随着消失。

两种极端，对新加坡都是大考验。我想，新加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新加坡模式之多元种族

新加坡模式中，我想最令人瞩目的应该是新加坡所推行的多元种族政策。以提出“文明的冲突”而闻名于世的已故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未来世界不可避免的是文化文明间的战争，对文明间能够和平相处的前景不看好。可是，他对与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概念与政策却十分看好，认为新加坡的“试验”十分重要。

如果说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这就给新加坡必须执行多元种族政策提供了个前提，不如说新加坡突然“被逼”离开马来西亚后，民族（nation）主义不是个选项。独立后，发展经济、防范种族冲突才是当务之急，而以多元种族政策来促进种族之间的和谐成为自然的政策选项。

所以，新加坡人从小就要背诵《公民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多元种族政策的中心概念就是要维护“种族和谐”。在这个概念下，不仅宪法规定种族在权力、义务、教育、工作等方面一律平等，而且专门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和“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以确保各项法律和政策必须维护“种族和谐”。

当然，这个政策不是没有问题。我想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1。多元种族政策顾名思义就是尊重与保留个种族自己的风俗文化。可是，从长远来说，多元种族主义把新加坡人种族身份固化了，新加坡人如何建立自己独特的民族特性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的最重要的认同工具，那么新加坡逐渐形成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可算是建国50年以来以来新加坡人的最共同语言。可是，新加坡式英语的争议性很大，甚至被一些人排斥，认为是不入流的语言。

推进国家认同的另一项努力是1991年推出的《共享价值白皮书》所确立的五大共享价值：：（1）国家高于社区群体、社会高于个人；（2）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3）社区支持并尊重个人；（4）以协商取代冲突；（5） 种族与宗教和谐。可是这些共享价值也遇到困难，最明显的是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新加坡人家庭价值可能已经逐渐消失。而且，问问新加坡人知不知道政府所推行的这五大价值观，可能知道者不多。

难怪新加坡建国总理认为新加坡还无法成为一个民族。

2。要把“种族”说个清楚倒也不易。殖民地时代，人群分类竟然可达200多个。新加坡独立后，正式认可的“种族”有四个：马来族、华族、印度族与其他族，其目的是避繁就简，可是这种分法却导致一些“种族”含义的知识流失，导致执行一些教育与社会政策上的困扰。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华族一文一语（华语）的政策就不符合华社一文多语（方言）的实际情况。

新加坡模式之以法治国

新加坡虽然在民主制度的执行上令人有热情不大的感觉，但是在执法上的认真却是举世闻名的。新加坡政府的精明与司法的严正，在国际上享有极大的声誉。

不少人认为新加坡这种崇尚法治的精神是与李光耀先生的教育背景有关，因为李先生是殖民地时代英校精英分子，又是剑桥大学法课高才生。我想，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新加坡的法治，当然也有争议，一般认为是“依法”多过“以法”。

可以这么说，“依法”就是依照法律的正式程序与要求，比如说所有法律必须清晰、稳定、符合立法程序，公平对待争执双方，法官要中立。而主张“以法治国”的人一般认为在”依法“之外，还要求所有法律必须符合公正的准则与人权的保护。


就是说，法治的实质与精神是指法的权威至上，政府要依法办事，它的形式是分权制衡，以权力来监督权力，要达到的结果是保障人权之自由、平等、财产与安全。

就这点而言，新加坡坚持“内部安全法令”是对付国家安全威胁的最有效方法为国内与国际自由民主派所痛批。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就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在立法方面是不是缺乏征求多方面的意见以达到比较全面的要求？

新加坡的严刑峻刑，以刑去刑的法治，几乎已达到认定”人性本恶、以法施教“的地步，所以就出现了以法养廉、以法治孝、以法施教、以法治德的种种现象。在防止贪污方面，不少人认为新加坡是以”高薪养廉“成功的典范，其实是误解。新加坡并没有＂高薪养廉＂的政策。新加坡在自治（1959年）前就已经制定反贪污条例，独立后被政府认真执行，而新加坡高薪政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大力推行的。至于”以法治孝，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赡养父母法”的国家。

以法治德与施教的例子可以说是多得不胜枚举，新加坡因此还赢得 Fine City 的美名。英语 Fine 有美好的意思，可是用这个双关语来指“罚款”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以法施教”的依赖，是不是造成新加坡教育制度过去几十年忽略道德教育的最大原因？而教育部最近宣布教育政策”回归基本“（back to basics）是不是对这种现象的反省与乔正？

新加坡模式之一党独大

在民主国家，一党独大指的当然是执政党强大而反对党衰弱。造成这种局面，不外有几种理由：1。执政党干得好；2。反对党无能；3。执政党以其优势（包括以法律、以不民主手段）来压制反对党。持第三种想法的人一般把“一党独大”当成“一党专政”来看。

新加坡目前一党独大的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可说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来看就有不同的结论。

我个人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议题：历史角度与意识形态角度。

我个人对历史没有很深的研究，只能以身历其境的印象来谈。1966年是个重要年头，当年的反对党社阵以行动党实行“假民主”为理由撤出新加坡市议会，接着在1968年抵制大选，导致行动党在当年大选中大获全胜，独立后的第一届国会没有反对党代表而全由行动党组成。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新加坡的独立存亡变成了国民最关心的课题，国会里有没有反对党反而变成次要了。


从意识形态来看，行动党对西方批评新加坡没有真正民主看来完全不在意。对于公民没有自由的批评，我想早期行动党并不认为自由是最要的，因为自由不能当饭吃，重要的是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国家要生存。对于政治缺乏多元化（multipluralism 亦译为多极化，或多元主义），行动党所做的是每五年举行选举一次，有没有反对党进入国会并不是它的重要考量。

新加坡政府有一个时期就公开宣称西方民主制度可能不是亚洲国家最好的选择，它当时鼓吹的是人民需要"好政府“。新加坡人民当时显然接受这个观点。

最为人们不满的一点可能是执政党对反对党的压制。早期不少社阵要员被政府指控为共产党（新加坡独立后立法使共产党成为非法组织）而被逮捕，后期则对不少反对党员采取法律行动，他们中不少因此离开新加坡。

一党独大的局面可能随着新加坡人逐渐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维而改变。行动党显然注意到这点，虽然对对立性反对党（Confrontational）的法律行动一般还是决不手软，但是对于他们认为是有建设性（Constructive）的政党就显示极大的容忍。吴作栋先生公开赞赏过人民党的詹时中先生，李光耀先生也公开称赞过工人党的刘程强先生。

另一个最有争议性的就是认为一些法令对反对党不利。最为人们所常提到的就是”内部安全法令“与集选区制度。内安法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法令，目的是要对付那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共产党、宗教原旨主义者等），给予政府不用经过司法程序就可以拘留他们的无限权力。不少人认为政府利用这个法令来对付反对派。

集选区制度原意是确保少数民族在国会有民意代表来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可是不少人认为这个制度对反对党不利，因为反对党可能无法找到适合的少数民族人士来组成竞选团队。

新加坡模式之民主自由

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当然不容易，不论是民主制度、一党独大、以法治国，都有极大的争议。先谈新加坡的民主制度。

新加坡是宪政民主，就是说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根据宪法，新加坡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內閣制）国家，国会议员是通过选民投票直选产生的，国内也有多个政党参与选举以及有反对党的存在。1991年宪法修改后，总统由民选产生，任期6年。修正后的宪法也赋予总统更多的权限，包括否决所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或种族和谐的政府法案，在总理的推荐下任命内阁官员和部门首长，以及启动腐败调查程序。

批评新加坡民主制度的人，主要是从新加坡有没有自由的角度来对新加坡的制度给予负面评价。自由民主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以自由主义思维为基础，在这种思维下，自由与民主本来是孪生兄弟，是同义词。但是在实践上，民主制度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人所享受的自由制度化，并使之保护个人个体的自由。

要把自由说清楚也不容易，因此要以制度来体现自由精神也不容易。历来对民主制度的界定也没有共识。自由民主既是西方产物，要非西方国家完全依照他们的那一套，无形中就是要这些国家全盘西化，达到“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梦。

目前对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评估，在西方，最普遍的方法就是采用所谓的自由或民主指数。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采用的就是自由指数，而“经济学人情报组织”（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采用的就是“民主指数”。

自由之家依据两个变量：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与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与自由度。它将这两个变量从1至7打分，1是最自由和民主，7则为最不民主和自由。根据这个指数，1-2.5 为自由国家，3-5.5 为部分自由国家，而6-7 为不自由国家。

新加坡在这两个变数的得分都是4，所以被“自由之家”评为是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它对新加坡选举局由总理直接控制提出了批评，并因此觉得新加坡没有独立的选举组织。

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变量有五个：1。选举程序与多元化；2。政府功能；3。政治参与；4。政治文化；5。公民自由。它将五个变量从1至10打分，1是最不民主，而10最民主。它把世界国家分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民主与专制混合以及专制4种国家。

经济学人情报组织的“民主指数”一直把新加坡的制度评为民主与专制混合型，分数5点多。主要是因为它认为新加坡在公民没有享有充分的自由，在选举程序与多元化方面也差强人意。

新加坡模式之小国崛起

小国的脆弱性源于土地小；如果有没有天然资源，那就更不易生存了。

传统观念的假设是土地是生产与国家力量的关键，扩大国家领土成为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过去，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苏联等国家的崛起成为强国都是通过扩张领土。传统的经济学说也认为经济力量来自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人力与资本。

可是，这种传统学说已经被全球化的强劲力量与潮流所淹没。新的观点是，国家的力量来自：1。政治与意识能力；2。军事力量；3。经济力量；4。通信交流力量；5。智慧力量；与 6。外交力量。

看看学者专家是怎么说的：

1。当代最著名的管理作家之一、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1995年出版的书《世界级：区域性企业也能竞逐全球》 (World Class：Thriving Locally in the Global Economy) 解释讨论了全球化对商业、城市与区域的含意。首先，全球化造就了都市精英阶层（cosmopolitan elite），这些人出现于世界各大城市，形成巨大关系网。其次，城市必须有思考、制造或贸易的能力，只要在这三项中把其中的一项做好，这个城市就能有特出的表现。

2。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认为基本的经济决策不是由民族国家来敲定的，而是由全球经济来敲定的。以货币政策为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有财政预算盈余，不能避免大量外债，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能力自己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

3。亚洲著名的管理大师日本的大前研一的书《无国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是最早论述全球化的经典著作之一。他认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科技、信息与全球化进程中连接。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企业必须具有全球化的视角，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因为作为全球性的选手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必须要有动力和知识推动自己，并对于世界主要市场务必做到烂熟于心，而不是纠缠于本地市场这一方狭小天地。

4。美国经济、历史与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其书《贸易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中认为国际贸易将是世界转型的一股强大力量。自由贸易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利益。他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将被“贸易国家”所取代。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将是贸易大国。依此准则，新加坡已经是世界十五“大国”之一。

5。美国智囊学者格雷格•特雷弗顿 (Greg Treverton) 就认为人才知识才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最关键。在现在的社会，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他国的土地与人才来克服本身之不足。

6。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强合作、反对一国一意孤行，无礼对待别国，合作以解决国际问题、处理由于国际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已经逐渐形成常态。这种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关涉世界如何运转的一种信念，全球化时代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小国也可以在这种合作下发挥影响力。

全球化意味着在无国界、开放的时代，科技、知识（人才）、资金等无形的资源的掌握与拥有才是决定国家力量与生存的最关键因素，也为小国崛起提供了绝好良机。

新加坡模式就是在这个大环境、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新加坡模式之步步为营

新加坡独立之初，看准全球化的时机，以世界为经济腹地，顺利地发展了国家的经济，让新加坡奇迹般地繁荣兴盛起来。

但是，世界经济作为新加坡的经济腹地是没有保障的，尤其是保护主义是一颗随时会爆发的炸弹。新加坡在这种环境下，的确是步步为营，居安思危与忧患意就成为识积极进取，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忧患意识成为了新加坡的立国、强国之魂。

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固然可以无咎，可是这究竟不是长远办法。如何加强生存保障，转危为机才是硬道理。新加坡对危机的处理，可说是被逼出来的。水源管理就是一个例子。新加坡缺乏水源，从受制于马来西亚到现在成为世界级水源管理中心是需要有远见的精心策划的。

新加坡的脆弱性可以说是天生的。这点建国总理李光耀最清楚。他说过：““我們不是紐西蘭。在那兒，政府政策可以失敗，但草地仍然會繼續生長，牛羊繼續會在山中繁殖。生活如常，他們也有葡萄、桃子和其他果樹。”当然，他也是最适合讲述新加坡是采取什么手段来减少新加坡的脆弱性。李先生在今年初的一个论坛上就很清楚简要的说了：

”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手握资金的人或机构对我国的信心，这份信心建立在稳固机制、健全政策和开放贸易的基础上。“

开放贸易指的是全球化贸易体系，稳固机制、健全政策是另一个大课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就谈谈信心的建立。

信心的建立可不是空口说白话，要有眼光，要有实际策略与行动，否则就以坐待毙。我把就所观察到的几点略述一下。

1。刚强勇猛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初期打出的建国口号就是建立一个刚强勇猛的社会。在英军撤退之前立刻执行国名服役，所灌输的思想意识是：做个毒虾米，让敌人在吞掉你之前要三思。

2。独立自主的外交。作为小国，外交口号是结交最多的朋友，树立最少的敌人，可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允许外国干涉新加坡内政。新加坡国民服役初期采用的是以色列训兵制，还请了不少以色列军事顾问来训练我们的军队，这种动作在本地区是不简单的，可是这正是新加坡对国家独立自主的一种坚持。

3。亚细安组织成立。新加坡不能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员，可是新加坡必须是自由安定的区域组织的一员。。就这点而言，李光耀先生留给新加坡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积极提倡亚细安的成立。1967年8月8日成立的亚细安如果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共同市场，肯定对新加坡的生存与稳定起很大的作用。

4。亚洲区域的稳定。新加坡一向不相信一国独霸的区域局势。冷战时期，李光耀先生厌恶美国，崇尚英国，近年中国强势崛起，李先生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就不难理解。

5。制度化的国际社会。制度化的联合国、国际组织都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最佳保障。

新加坡模式之世界腹地

新加坡小的最明显坏处是没有内需与供应物资与人力的国内腹地。要发展经济就要有经济腹地，这是一个与经济中心或中心城市相对应的概念。其内涵是经济中心的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范围。如果没有经济腹地，经济中心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没有经济腹地，也就无所谓经济中心。

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来，没有人民的欢呼声，只有李光耀先生的眼泪，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独立就意味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的经济腹地。

可是60年代欧美国家在寻找低薪地区来转移他们劳工密集的工厂时，意味着全球化的来临，也给新加坡一个能够把世界转变为经济腹地的绝好良机。新加坡政府也锐利地发掘了这个机遇，新加坡从此走上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经济体系、抗拒保护主义的不归路。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意味着积极寻找国际贸易的商机、执行开放的国土（移民自由进入）政策、拥抱信息科技所带来的无边界世界以及接受人口的流动性。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新加坡可以自由无阻地把世界当着自己的经济腹地。这是新加坡独特的“借的哲学”：借世界的供需、借世界的资源、借世界的人才、借世界作为舞台。

可以说，世界经济就是新加坡的腹地。

上世纪60与70年代政府的重点是为外资大开方便之门，吸引外资大量涌入投资办厂，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就业，努力解决国家经济危机和日用品奇缺等民生问题。这个政策的成功带来的是劳工严重短缺的问题，因此70到80年代转向保留对高科技企业的政策优惠，从而迫使企业提升技术含量，培养科技型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培训提高员工技能。技术人才成为人才群体的主体和支柱，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使国家逐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时期，新加坡成功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尤其是在信息业与化学工业的领域，并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航运中心、炼油中心，以及亚洲的金融中心。

这个政策的成功带来的后果是新加坡经济过于依赖外国资金与公司，政府开始鼓励企业大举向海外投资扩张，展开一系列的“区域发展”计划。初期向欧美发展碰到不少难题后，政府转而集中向本区域进军。这是新加坡政联公司扩展时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加坡经济已步入了稳健增长时期，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国际竞争力增强。近年来，新加坡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对美、日、欧和周边市场依赖性很大。因此，中国的崛起，又为新加坡经济带来了发展新机遇从高科技战略到积极准备中国战略，多是朝向扩大腹地战略方向进行。

过去的10多年，新加坡主要从事晶元制造、化学和金融服务，现在正朝着经营信息科技、生命科学和其他知识型经济迈进。制造业，尤其是以知识为主导的制造业将继续成为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强调制造业仍然是新加坡的经济支柱之一。目前，新加坡在不少领域都有很好的表现，如：新加坡仍是世界曲盘驱动器产地，负责全球1/3的硬碟生产，也是世界第三大炼油和石化中心，拥有13个晶片园，全球10大药剂公司就有6家在新加坡。

现在，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仓储、物流、运输、通讯、银行与金融服务的枢纽之一，既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也有专门的知识和软件，以及可信赖、高效率、高速运作的工作系统。但是，这一切对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格局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新的调整。

为因应金融风暴后国际经济情势的变化，并追求经济的持续成长，2010年2月新加坡“经济策略委员会”（Economic Strategies Committee, ESC）公布未来五至十年经济发展策略规划报告，拟透过人力投资及经济结构的重整，提高生产力，加速经济成长，并发展新加坡成为亚洲领先的全球性都市。

在这个经济发展策略下，新加坡设定了三个目标：高技术的人民（High- SkilledPeople）、创新的经济体（Innovative Economy）、独特的国际大都市（Distinctive Global City）。

这独特的国际大都市目标就是把世界当作腹地的最具体的宣示。

新加坡模式之五脏俱全

新加坡国家小，有好，也有不好。谈国家小的好处，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说起。

一个小小的地方，什么都具备，最可以成为真正的“国家”。我常常对中国朋友说，你们中国，从国到家，必须经过省、市、县、镇、乡、村，太遥远了。新加坡没有地方政府，我们不说我们是大巴窑人，或西海岸人，我们国之下就是家，我们是真正的的国家。我们做起事来没有很多的国内考量，没有杂念，可以集中精神，专心做事。

那当然是开玩笑。可是，现在我们谈全球化，虽然基本上指的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实际上还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新加坡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是基本上是个城市。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城市国家，比起隶属于一个大国下的城市，新加坡有其特殊的竞争优势。作为一个完整的城市国家，本身有立法权自不待言，在商业、外交等有直接的决定权。比起其它城市必须向中央政府负责，新加坡的优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灵活性。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国，许多活性策略的概念可以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应运而生，要改变一些过时的旧政策也相对容易。由于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各种影响决策的因素的不断变化，灵活性作为管理和控制风险的一种方式当然很重要。

2。敏捷性。新加坡经济发展，从劳工密集的制造业，鼓励高科技工业、商业在新加坡安家立业，发展成为区域研发与管理中心，本国大企业的区域化，以及国际大都会的远景，都显示了新加坡在经济模式转型的敏捷性。

3。快速性。因为国家小，不需要经过地方政府来执行国家的各种政策，在这些政策的执行方面当然可以很快速的进行。开赌场、办F1方程式赛车，决定了立刻就做。

4。直接性。很多政府的政策与活动都是直接的向针对的对象直接推行。比如基础设施，特别是教育和培训，非常正规和直接。当政府意识到在某一个新领域需要更好的培训，政府会很好地改变教育系统和培训设施，国民就会得到积极的再培训。

新加坡模式之统合主义

新加坡政府抗拒福利主义，围绕替代社会福利的政策的核心思想是自助（公积金制度与就业奖励 Workfare 制度）、孝道（父母赡养法令）、社区与自愿主义。

在借助社区为弱势人士与群体提供援助有两个重要背景：第一是延续当今文明社会的“志愿主义”（Voluntarism）；另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环境。新加坡政府因此注重统合所有的志愿团体与民间团体，协助这些团体由弱转为中，再由中转为强，以便在替代福利政策上发挥作用，填补国家在福利政策的撤退。

新加坡政府的这种统合不同团体来达成国家目标的策略，也许有一个最新流行的词语可以用来形容，那就是“统合主义”（Corporatism）。

志愿团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民间互助团体在新加坡自治前就已经开始活跃了。独立后，志愿性福利团体领域拓展快速，功能涵盖越来越广。1990年政府的The Next Lap 发展计划更疾呼许多援助之手 （a many helping hands），志愿团体几乎成为福利政策的替代物。

在社团方面，由于多种族的社会背景，新加坡政府相信需要援助的人，他们最先寻找援助的团体必然是他们所熟悉、信任、能了解他们遭遇与处境的人与团体。因此，政府对族群的福利统合，尤其是在1990以后，仍以族群自助组织为主。

1982年组织了 马来族群的 MENDAKI （马来自助理事会），可以说是马来同胞的福利自助团体。这个团体后来于1989年将其任务从教育扩展至马来同胞族内的经济、教育、文化与社会问题，并成为 MENDAKI II。后来又于1991年成立了印度人发展协会（SINDA）以及于1992年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CDAC）。

统合主义是个相当新的课题。不过，新加坡民间福利团体配合政府政策，为国民的福利援助做出了很大贡献，那是不容置疑的。

新加坡模式之自食其力

我们说，新加坡一方面执行的是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却能够有效地抗拒社会福利制度，是因为新加坡采取了持续高度经济成长的策略与以亚洲价值观来抗拒福利主义。

这里所讲的亚洲价值观的两大基石是：养儿防老与人民应该自食其力。

自食其力是说人要活得有尊严，就要有独立能力与靠自己：把人视为关键的资源；努力吸引国内外人才；主张工作型福利（ Workfare ）而非依赖性福利（ Welfare ）。其所隐含的意义是：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所以一切政府对人民的津贴与辅助计划的基础都是就业。政府也因此鼓励人们延长工作年龄。退休年龄虽说是62岁，可是政府鼓励人们62岁后继续工作。

除了继续工作，政府还以法规定人民强制性的储蓄，这就是新加坡举世闻名的公积金制度。有人说公积金是新加坡的福利制度，那是一种误解。存放在公积金户口里的是人民的储蓄，并不属于政府国库的一部分。与其说公积金是福利制度，不如说它是政府设计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虽说是国民的储蓄户口，其实如何应用存在公积金户口里的钱只有政府说了算。

公积金制度的基础是就业，其来源是由个人和雇主按工资一定的比例来缴纳，这是一种强制储蓄制度，多赚多储蓄，而失业者没有公积金。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于1955年7月开始设立，经过多年发展，从原来单一的储蓄式养老保障发展为包括养老、医疗、住房、教育、投资、家庭保护等项目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制度后来更进一步变成政府当作调控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比如为了应经济发展的变化，适当地调整公积金缴费率，以起到刺激或者抑制经济的作用。这个制度已被用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公积金的缴费率随雇员在年龄增加而降低，所以可以鼓励雇主继续雇用年龄较大的雇员。

公积金制度的中心价值可以说是强调个人负责，人民自食其力为自己的未来作准备；后来引进的家庭互助伦理与责任，让政府在福利提供的角色撤退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中央公积金局以购买政府债券、股票的形式把钱借给政府作建设，从而在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成为政府再投资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新加坡模式之以法治孝

新加坡的自由经济政策彻底推行，在贸易自由化与拒绝保护主义方面，连西方国家都赞不绝口，把新加坡当作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之楷模。

新加坡在执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却能继续拒绝执行社会福利制度，这就成为新加坡模式的大特色了。

在西方，自由主义的资本经济体系，在30年代的大萧条后出现大危机，导致新兴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或译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提倡政府对经济的干涉以及建设社会福利国家，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在某些领域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减缓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矫正市场机制对无劳动能力者分配方面无能为力的缺陷，为一部分特殊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生活帮助。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普遍出现了危机。首先是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滞胀”，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但高税收是高福利的基础，减少税收，出现财政赤字，高福利难以为继。其次是近年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福利国家”高福利、高工资、高补贴、长假期的优越条件，削弱了他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高福利还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西方就业机会外流和第三世界廉价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市场，“福利国家”竞争力减弱，难以支撑高昂的福利开支。 

新加坡建国伊始，李光耀先生就看出福利制度可能带来的弊病，所以一直抗拒福利制度。可是，新加坡何以能够抗拒福利主义？

我想，新加坡模式的反福利主义主要解决方案是维持高度的经济成长以及以法治孝。

1。新加坡以高经济成长为建国主要政策是不言而喻的。可是这种政策在经过30年的经济高度成长后，要继续维持已经不容易。最近人口白皮书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可是说是政府在继续推行这个政策所面对的难题。议题的讨论被转移为移民、新加坡核心问题，除了无谓的内耗，更是增加了新加坡人在这个议题讨论的难度。

2。其次是以亚洲价值观来抗拒福利主义：个人除了必须自食其力外，也有照顾父母的责任。这种价值的推行，于1995年达到了高潮。1995年，新加坡国会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在此法令下，被控未遵守《赡养父母法令》的子女，一旦罪名成立，可被罚款1万新元或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从2008年4月起，凡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组屋，如果是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的公积金房屋津贴。

新加坡一方面在体制上（包括教育、文化等）走向西化，一方面要保持亚洲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更进一步”以法治孝“，可行吗？这又是当前的一个难题吧。

新加坡模式

不少人对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有兴趣，我想就我所知，与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模式的一些议题。先谈谈一下一般性概念。

有人说，新加坡模式允许更多的自由经济政策及政治声音，同一党政府并存，这一点对中国很有吸引力。

我想，自由经济与一党政府并存的确是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模式的特色，虽然这种特色使新加坡在国际上变成里外不是人。

也有人认为＂半集权主义与半自由民主体制＂是新加坡模式特色。对于这一点，我想，更精确地说应该是＂半集权主义与新自由经济主义＂。

一般上谈到一个国家的体系，人们大多集中讨论现代政治三大要素，即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的政府。我想，对新加坡来说，法治、负责的政府是可以追求与实现的目标，但是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并不是新加坡可以追求的实际目标。勉强可以说，新加坡可以追求拥有一个较强大的经济。

如果说集权主义是旧的，或者甚至是亚洲目前还可以勉强接受的政治体系，新自由经济体系却是目前西方的一个最广泛被接受的政治经济思想潮流。

新加坡崇尚自由经济主义，甚至大力执行新自由经济主义、反对社会福利政策，是举世闻名的。新加坡因此被公认为世界上一个经济体系最为自由的国家/地区之一。在这同时，政府以亚洲家庭价值观以及个人应该自食其力为理由而反对社会福利政策，甚至以宣扬亚洲价值观念，巩固民众对其政权的支持，并在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形式下继续一党独大。

对这种新加坡模式的最大思考应该是：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有没有必然关系，能不能有效地分开？

新加坡近期的发展，显示继续分开经济系统与政治体系的新加坡模式就算是在新加坡国内，也已经面对不少难题与阻力。

我想，新加坡与中国学者如果能对这个议题进行更深入与广泛的思考，为新中政治经济体系寻找更合理与可行方案，对两个国家的发展与繁荣更有好处。中国是大国，在这方面的理论与思想工作可以做得更多。新加坡是小国，在实践实验方面可以更灵活实行。

智慧的痛苦

西方哲学源于希腊语“爱智慧”；谈的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之学”。后来哲学转向“知识论”，却不谈“爱知识”。可见西方谈到智慧与知识时，是分得相当清楚的。可是知识与智慧有何分别，却也不容易说清楚。

康德把科学与智慧加以区分，说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智慧是井井有条的生活。当知识论成为西方哲学主流时，哲学家甚至把智慧排除在哲学之门外。

知识可以学，可以探讨，而智慧只能爱，一种说法是知识与科学是严谨可靠的东西，而智慧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另一种解释认为智慧是宇宙自然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至高无上，它只适合于神而不适合人。圣经创世纪2.16耶和华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2.17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Genesis 2：16-17：And the Lord God commanded the man, saying, “You may surely eat of every tree of the garden,  but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you shall not eat, for in the day that you eat of it you shall surely die.”

分别善恶树在英语里是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就是“善恶的知识之树”，善恶的知识就有“智慧”的意思，而不是指知识而已。圣经里的话似乎是说，人不是因为追求智慧才成为有死的，而是因为追求智慧后才知道自己是有死的。所以说智慧不但是一种痛苦，而且是痛苦中的痛苦。

圣经表明了人注定要追求智慧（那是善恶之学），可是智慧之至高无上却又注定不可能达到通达智慧的境界，更在追求智慧中知道了自己必死之有限性。

博爱与社区

西方民主思维，除了讲自由与平等的理念外，其实还有个“博爱”的理念。这个源于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理念，很奇怪的并不常常被人提起。而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只是间接的谈到这个理念：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这“兄弟关系”就是指 Fraternity，中文翻译为“博爱”其实有误导性，令人想到西方宗教中所宣扬的博爱。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当时的革命者而言，这个理念可能正好有完全反对当时垄断的宗教文化的意味。它与中华思维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念更为接近。

这个理念所提出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概念，牵涉到形成市民社区所需的几个核心价值：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处境（Empathy）、合作（Coorporation）、承诺（Commitment）、责任（Responsibility）、公平（Fairness）、信任（Trust）与公道（Equity）。这些核心价值相互关联组成“博爱”之外衣。

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只能实现于社区之外，而在社区之外谈博爱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理念不但可以用于人与人之间、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也应该用于人与自然界之间。比如设身处地的价值就是承认某些人或某些动物与自然环境需要我们特别照顾，使到他们可以继续在社区扮演有用的角色。

因为“博爱”涉及的是形成社区所需的价值与对整体环境的关怀，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比从个人为出发点的自由与平等理念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更大。

平等产生竞争

西方民主思维的两大理念是：自由与平等。他们提出这些理念，很多时候不是反映现实，而是要以这种理念来征服与改造世界，以达到一个更完美、更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社会。

讲自由，是要解释罪恶的原因。（网页： http://joontai.blogspot.sg/2013/01/blog-post.html）

为什么要提倡平等？是要鼓励竞争。这是很诡异的，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明明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何来平等？平等是一种向往还是现实？看来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是文化复兴思维下的产品。

人们谈平等，都喜欢引用美国《独立宣言》里的话：“人人生而平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独立宣言》被当作美国立国之本，其精神其实来自英国人洛克，当时一个全面阐述过宪政民主思想的人。因为社会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没有人介入的纯粹的弱肉强食状态，所以政府的适当介入很重要。悲观派认为只有绝对的君主制才能阻止人现任自相残杀的境地；洛克是乐观派，他对人的理性充满信心，不相信君权神授，民主宪政就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克服自然状态中“无序”所带来的不便，所以要提倡“社会契约论”，确保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民主社会演变的过程中，社会要进步就要有竞争。平等变成大前提，而竞争带来的成果与满足才是目标。龙生龙，凤生凤，大家各安其位，何必言竞争？但是，人主要还是精神动物，温饱之后，尊严和荣誉还是有相当价值的，人总不能一生当奴隶吧？为了在社会上找准自己的位子，就得煞费苦心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竞争才是硬道理。

可是现代社会的竞争是残酷的。但是竞争的结果恰恰就是造成不平等的社会。

平等理念作为大前提，其结果偏偏就是越来越不平等的现实。这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呢？

自由源于恶念

自由是个人人有兴趣的课题；但是也是个很有争议性的课题。

华人说崇尚的自由，可说是自然中的自由自在，而自然就是自而然之，顺其自然。

西方人谈自由就显得认真。古代希腊人相信命运、必然性、规律，对自然充满反抗性的乐观精神，所以他们对命运持积极态度，崇尚理性知识。但是当时知识不足以解释自然现象之所以然，导致晚期希腊的怀疑主义抬头，不再追求知识，转向伦理与宗教。适逢基督教的兴起，怀疑主义为教父与经院哲学所利用，并提出了自由意志的宗教注解。

提出自由意志的是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为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创造一个充满罪恶与苦难的世界感到苦恼。恶的存在如何能解释上帝的真善美？他提出了自由意志论：恶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他把上帝与祂所创造的世界分开来，因为上帝是超越的。在上帝那里，恶是不存在的。但是世界是被上帝创造的，它不可能完美，不然就与上帝同等了。世界的缺陷就是恶。上帝创造了亚当时给了他自由意志，这个时候人类就有了选择善恶的自由。

自由本来应该是行善的自由，为什么自由意志离善而趋于恶呢？因为亚当受到了诱惑，误用了行善的自由，犯下了“原罪”，因此人只有作恶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