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敞开

旁观网上论坛一些参与者的言论用语，令人感到网上论坛，是一个向人敞开的平台。武断式批判语言、动辄给人扣帽子，有时所显示的不是发言者的智慧，而是敞开人生百态的活生生例子。

西方哲学思维研讨，有所谓知识性、历史性或思想性的范式。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范式，他们可以说始终兴趣于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深化，而面向人、为了人、成就人，就是说，它是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历史。人不但拥有物质世界，还拥有精神世界，不断寻找人本质的丰富性和现实性的历程形成了西方哲学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

古希腊的本体论所设定的从现象到本质的理路大抵规约了整个西方乃至西方文明的走向。在柏拉图那里。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古典哲学从探讨命运之于人的意义转变为力图摆脱命运，追寻人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了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中世纪哲学被披上神学的外衣，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工具而存在。

近代哲学经历了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使人类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面对问题，尤其是在面对长久思考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时，人们不禁要问我是否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我怎样才能拥有解答这个问题的能力？这不禁令人想到了苏格拉底，他被神认定是希腊最聪明的人，不是因为他有知识，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会追求和探索知识。现代人所要做的正是考察人类的认识过程与能力：知识的合法性根据在于主体，主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的合法性在于主体的理性。

西方对主体的反思是深刻的。而我们东方呢？我们是不是也在思考我们的认识过程与能力？还是在接触到西方的表面之后，自认为已经找到真理，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扣上了“脑残”或“痴呆”的帽子？

生命第二周期

日前，工人党在国会提到政府应该投资更多于老年人。可惜这个课题不受媒体注意，报道不多，讨论的人也不多。

不过，为了不让这个重要课题就这样静悄悄被忽视，我在这里提出生命第二周期概念以及其经济意义。

可以说，目前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经济制度都是基于生命一周期理念。孔子的十五立志于学，三十而立至七十而从心所欲，是生命一个周期的典型述说。

可是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类一般可以获得更久，更长命。以前那种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观念已经不能反应当代的状况了。

我碰到不少70多80岁的老人，他们基本身体健康，思路也十分清晰。这些人有两种情况：经济不好的，继续工作为生活奔波，经济好的退休，无事可做，就算想出来做一些事也缺乏正确心态，社会上对这些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也持怀疑态度。

如果我们可以把＂人生一百古来稀＂当作当代人生顶点＂来考虑，或许我们可以对生命周期有一番新思维，甚至可以考虑如何建立一个生命第二周期的社会制度。

如果把50当一个生命周期，那么第一周期到了50知天命刚刚好就算第一周期的结束，也是一个人思考如何完成自己生命第二周期的起点。在第二周期开始耳顺之年的人应该可以有能力自己计划与决定他们生命第二周期的目标与活动。

生命第二周期的经济与潜能应该比第一周期的更大与更有创造性，因为生命第二周期的人的起步会更好更快。

第二生命周期：60而再学，70而再立，80而重生，90而耳顺，10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新加坡模式之和而不同

我想，新加坡多元种族政策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信念：和而不同。这是儒家思维，‘和’便是协调分歧，达成和睦一致，意味着和谐，但它承认不同。把不同联合起来成为和谐一致。

和谐的本质可以烹饪艺术来解释。中国的烹饪要求好的烹饪必须把所有的原料调和，同时要保留每一种原料的颜色、质地与味道。要成为一个好厨师，一定要是个好的安排者。每一种原料的味道都要调和（和谐）。没有调和就没有味道。菜式的颜色与质地的展示要十分重要。

和而不同，首先就要承认有不同，有异；其次是要宽容对待不同，或者探讨能不能达到异中求同的和谐之道。

就新加坡而言，接受种族”不同“而达到种族和谐是我们社会的一亮点；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就双语教育以及中小学的学生分流教育而言的争议性虽然很大，可是就培养学以致用的这个目标而言，我想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也算是我们的一个亮点。我们的技术教育（ITE）、理工教育、初级学院、大学，基本上都是世界级的。我们对每一种教育都全力以赴，不会因为他们的”不同“而放弃。

可是在寻求什么是“同”的方面，我想新加坡有反思的空间。人的性别、智商、遗传等等之同，是个世界性的课题，过去李光耀先生所提出的“龙生龙，凤生凤”的社会工程理念，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其实不大，因为得不到社会的热烈反应。

可是，对于种族的“同“的理念，却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不少的副作用。

新加坡基本是四大种族：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其他。所谓”其他“当然不是个”同“的概念，因为其他包括了所有其他种族。华族的”同“在一文（文字），”不同“在于多语（方言）。所以在教育政策把华语定位为”母语“，还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因为希望方言文化被完整保留。就是说，有人希望种族的”同“被界定在地方方言的水平。

所以，在”同“与”不同“之间寻找个平衡点是实践”和而不同“的一个大挑战，如果我们无限制地把”同“的观念无限移动，指向”个人“，那么我们就容易进入个人主义的死胡同；相反地，如果”同“的单位界定太宽松，我们会质疑多元种族的精神，把一切”不同“融入民族主义的大熔炉里，个别种族的独特性必然随着消失。

两种极端，对新加坡都是大考验。我想，新加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新加坡模式之多元种族

新加坡模式中，我想最令人瞩目的应该是新加坡所推行的多元种族政策。以提出“文明的冲突”而闻名于世的已故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未来世界不可避免的是文化文明间的战争，对文明间能够和平相处的前景不看好。可是，他对与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概念与政策却十分看好，认为新加坡的“试验”十分重要。

如果说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这就给新加坡必须执行多元种族政策提供了个前提，不如说新加坡突然“被逼”离开马来西亚后，民族（nation）主义不是个选项。独立后，发展经济、防范种族冲突才是当务之急，而以多元种族政策来促进种族之间的和谐成为自然的政策选项。

所以，新加坡人从小就要背诵《公民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多元种族政策的中心概念就是要维护“种族和谐”。在这个概念下，不仅宪法规定种族在权力、义务、教育、工作等方面一律平等，而且专门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和“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以确保各项法律和政策必须维护“种族和谐”。

当然，这个政策不是没有问题。我想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1。多元种族政策顾名思义就是尊重与保留个种族自己的风俗文化。可是，从长远来说，多元种族主义把新加坡人种族身份固化了，新加坡人如何建立自己独特的民族特性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的最重要的认同工具，那么新加坡逐渐形成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可算是建国50年以来以来新加坡人的最共同语言。可是，新加坡式英语的争议性很大，甚至被一些人排斥，认为是不入流的语言。

推进国家认同的另一项努力是1991年推出的《共享价值白皮书》所确立的五大共享价值：：（1）国家高于社区群体、社会高于个人；（2）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3）社区支持并尊重个人；（4）以协商取代冲突；（5） 种族与宗教和谐。可是这些共享价值也遇到困难，最明显的是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新加坡人家庭价值可能已经逐渐消失。而且，问问新加坡人知不知道政府所推行的这五大价值观，可能知道者不多。

难怪新加坡建国总理认为新加坡还无法成为一个民族。

2。要把“种族”说个清楚倒也不易。殖民地时代，人群分类竟然可达200多个。新加坡独立后，正式认可的“种族”有四个：马来族、华族、印度族与其他族，其目的是避繁就简，可是这种分法却导致一些“种族”含义的知识流失，导致执行一些教育与社会政策上的困扰。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华族一文一语（华语）的政策就不符合华社一文多语（方言）的实际情况。

新加坡模式之以法治国

新加坡虽然在民主制度的执行上令人有热情不大的感觉，但是在执法上的认真却是举世闻名的。新加坡政府的精明与司法的严正，在国际上享有极大的声誉。

不少人认为新加坡这种崇尚法治的精神是与李光耀先生的教育背景有关，因为李先生是殖民地时代英校精英分子，又是剑桥大学法课高才生。我想，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新加坡的法治，当然也有争议，一般认为是“依法”多过“以法”。

可以这么说，“依法”就是依照法律的正式程序与要求，比如说所有法律必须清晰、稳定、符合立法程序，公平对待争执双方，法官要中立。而主张“以法治国”的人一般认为在”依法“之外，还要求所有法律必须符合公正的准则与人权的保护。


就是说，法治的实质与精神是指法的权威至上，政府要依法办事，它的形式是分权制衡，以权力来监督权力，要达到的结果是保障人权之自由、平等、财产与安全。

就这点而言，新加坡坚持“内部安全法令”是对付国家安全威胁的最有效方法为国内与国际自由民主派所痛批。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就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在立法方面是不是缺乏征求多方面的意见以达到比较全面的要求？

新加坡的严刑峻刑，以刑去刑的法治，几乎已达到认定”人性本恶、以法施教“的地步，所以就出现了以法养廉、以法治孝、以法施教、以法治德的种种现象。在防止贪污方面，不少人认为新加坡是以”高薪养廉“成功的典范，其实是误解。新加坡并没有＂高薪养廉＂的政策。新加坡在自治（1959年）前就已经制定反贪污条例，独立后被政府认真执行，而新加坡高薪政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大力推行的。至于”以法治孝，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赡养父母法”的国家。

以法治德与施教的例子可以说是多得不胜枚举，新加坡因此还赢得 Fine City 的美名。英语 Fine 有美好的意思，可是用这个双关语来指“罚款”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以法施教”的依赖，是不是造成新加坡教育制度过去几十年忽略道德教育的最大原因？而教育部最近宣布教育政策”回归基本“（back to basics）是不是对这种现象的反省与乔正？

新加坡模式之一党独大

在民主国家，一党独大指的当然是执政党强大而反对党衰弱。造成这种局面，不外有几种理由：1。执政党干得好；2。反对党无能；3。执政党以其优势（包括以法律、以不民主手段）来压制反对党。持第三种想法的人一般把“一党独大”当成“一党专政”来看。

新加坡目前一党独大的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可说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来看就有不同的结论。

我个人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议题：历史角度与意识形态角度。

我个人对历史没有很深的研究，只能以身历其境的印象来谈。1966年是个重要年头，当年的反对党社阵以行动党实行“假民主”为理由撤出新加坡市议会，接着在1968年抵制大选，导致行动党在当年大选中大获全胜，独立后的第一届国会没有反对党代表而全由行动党组成。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新加坡的独立存亡变成了国民最关心的课题，国会里有没有反对党反而变成次要了。


从意识形态来看，行动党对西方批评新加坡没有真正民主看来完全不在意。对于公民没有自由的批评，我想早期行动党并不认为自由是最要的，因为自由不能当饭吃，重要的是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国家要生存。对于政治缺乏多元化（multipluralism 亦译为多极化，或多元主义），行动党所做的是每五年举行选举一次，有没有反对党进入国会并不是它的重要考量。

新加坡政府有一个时期就公开宣称西方民主制度可能不是亚洲国家最好的选择，它当时鼓吹的是人民需要"好政府“。新加坡人民当时显然接受这个观点。

最为人们不满的一点可能是执政党对反对党的压制。早期不少社阵要员被政府指控为共产党（新加坡独立后立法使共产党成为非法组织）而被逮捕，后期则对不少反对党员采取法律行动，他们中不少因此离开新加坡。

一党独大的局面可能随着新加坡人逐渐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维而改变。行动党显然注意到这点，虽然对对立性反对党（Confrontational）的法律行动一般还是决不手软，但是对于他们认为是有建设性（Constructive）的政党就显示极大的容忍。吴作栋先生公开赞赏过人民党的詹时中先生，李光耀先生也公开称赞过工人党的刘程强先生。

另一个最有争议性的就是认为一些法令对反对党不利。最为人们所常提到的就是”内部安全法令“与集选区制度。内安法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法令，目的是要对付那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共产党、宗教原旨主义者等），给予政府不用经过司法程序就可以拘留他们的无限权力。不少人认为政府利用这个法令来对付反对派。

集选区制度原意是确保少数民族在国会有民意代表来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可是不少人认为这个制度对反对党不利，因为反对党可能无法找到适合的少数民族人士来组成竞选团队。

新加坡模式之民主自由

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当然不容易，不论是民主制度、一党独大、以法治国，都有极大的争议。先谈新加坡的民主制度。

新加坡是宪政民主，就是说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根据宪法，新加坡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內閣制）国家，国会议员是通过选民投票直选产生的，国内也有多个政党参与选举以及有反对党的存在。1991年宪法修改后，总统由民选产生，任期6年。修正后的宪法也赋予总统更多的权限，包括否决所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或种族和谐的政府法案，在总理的推荐下任命内阁官员和部门首长，以及启动腐败调查程序。

批评新加坡民主制度的人，主要是从新加坡有没有自由的角度来对新加坡的制度给予负面评价。自由民主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以自由主义思维为基础，在这种思维下，自由与民主本来是孪生兄弟，是同义词。但是在实践上，民主制度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人所享受的自由制度化，并使之保护个人个体的自由。

要把自由说清楚也不容易，因此要以制度来体现自由精神也不容易。历来对民主制度的界定也没有共识。自由民主既是西方产物，要非西方国家完全依照他们的那一套，无形中就是要这些国家全盘西化，达到“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梦。

目前对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评估，在西方，最普遍的方法就是采用所谓的自由或民主指数。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采用的就是自由指数，而“经济学人情报组织”（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采用的就是“民主指数”。

自由之家依据两个变量：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与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与自由度。它将这两个变量从1至7打分，1是最自由和民主，7则为最不民主和自由。根据这个指数，1-2.5 为自由国家，3-5.5 为部分自由国家，而6-7 为不自由国家。

新加坡在这两个变数的得分都是4，所以被“自由之家”评为是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它对新加坡选举局由总理直接控制提出了批评，并因此觉得新加坡没有独立的选举组织。

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变量有五个：1。选举程序与多元化；2。政府功能；3。政治参与；4。政治文化；5。公民自由。它将五个变量从1至10打分，1是最不民主，而10最民主。它把世界国家分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民主与专制混合以及专制4种国家。

经济学人情报组织的“民主指数”一直把新加坡的制度评为民主与专制混合型，分数5点多。主要是因为它认为新加坡在公民没有享有充分的自由，在选举程序与多元化方面也差强人意。

新加坡模式之小国崛起

小国的脆弱性源于土地小；如果有没有天然资源，那就更不易生存了。

传统观念的假设是土地是生产与国家力量的关键，扩大国家领土成为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过去，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苏联等国家的崛起成为强国都是通过扩张领土。传统的经济学说也认为经济力量来自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人力与资本。

可是，这种传统学说已经被全球化的强劲力量与潮流所淹没。新的观点是，国家的力量来自：1。政治与意识能力；2。军事力量；3。经济力量；4。通信交流力量；5。智慧力量；与 6。外交力量。

看看学者专家是怎么说的：

1。当代最著名的管理作家之一、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1995年出版的书《世界级：区域性企业也能竞逐全球》 (World Class：Thriving Locally in the Global Economy) 解释讨论了全球化对商业、城市与区域的含意。首先，全球化造就了都市精英阶层（cosmopolitan elite），这些人出现于世界各大城市，形成巨大关系网。其次，城市必须有思考、制造或贸易的能力，只要在这三项中把其中的一项做好，这个城市就能有特出的表现。

2。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认为基本的经济决策不是由民族国家来敲定的，而是由全球经济来敲定的。以货币政策为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有财政预算盈余，不能避免大量外债，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能力自己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

3。亚洲著名的管理大师日本的大前研一的书《无国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是最早论述全球化的经典著作之一。他认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科技、信息与全球化进程中连接。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企业必须具有全球化的视角，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因为作为全球性的选手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必须要有动力和知识推动自己，并对于世界主要市场务必做到烂熟于心，而不是纠缠于本地市场这一方狭小天地。

4。美国经济、历史与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其书《贸易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中认为国际贸易将是世界转型的一股强大力量。自由贸易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利益。他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将被“贸易国家”所取代。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将是贸易大国。依此准则，新加坡已经是世界十五“大国”之一。

5。美国智囊学者格雷格•特雷弗顿 (Greg Treverton) 就认为人才知识才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最关键。在现在的社会，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他国的土地与人才来克服本身之不足。

6。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强合作、反对一国一意孤行，无礼对待别国，合作以解决国际问题、处理由于国际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已经逐渐形成常态。这种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关涉世界如何运转的一种信念，全球化时代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小国也可以在这种合作下发挥影响力。

全球化意味着在无国界、开放的时代，科技、知识（人才）、资金等无形的资源的掌握与拥有才是决定国家力量与生存的最关键因素，也为小国崛起提供了绝好良机。

新加坡模式就是在这个大环境、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新加坡模式之步步为营

新加坡独立之初，看准全球化的时机，以世界为经济腹地，顺利地发展了国家的经济，让新加坡奇迹般地繁荣兴盛起来。

但是，世界经济作为新加坡的经济腹地是没有保障的，尤其是保护主义是一颗随时会爆发的炸弹。新加坡在这种环境下，的确是步步为营，居安思危与忧患意就成为识积极进取，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忧患意识成为了新加坡的立国、强国之魂。

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固然可以无咎，可是这究竟不是长远办法。如何加强生存保障，转危为机才是硬道理。新加坡对危机的处理，可说是被逼出来的。水源管理就是一个例子。新加坡缺乏水源，从受制于马来西亚到现在成为世界级水源管理中心是需要有远见的精心策划的。

新加坡的脆弱性可以说是天生的。这点建国总理李光耀最清楚。他说过：““我們不是紐西蘭。在那兒，政府政策可以失敗，但草地仍然會繼續生長，牛羊繼續會在山中繁殖。生活如常，他們也有葡萄、桃子和其他果樹。”当然，他也是最适合讲述新加坡是采取什么手段来减少新加坡的脆弱性。李先生在今年初的一个论坛上就很清楚简要的说了：

”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手握资金的人或机构对我国的信心，这份信心建立在稳固机制、健全政策和开放贸易的基础上。“

开放贸易指的是全球化贸易体系，稳固机制、健全政策是另一个大课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就谈谈信心的建立。

信心的建立可不是空口说白话，要有眼光，要有实际策略与行动，否则就以坐待毙。我把就所观察到的几点略述一下。

1。刚强勇猛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初期打出的建国口号就是建立一个刚强勇猛的社会。在英军撤退之前立刻执行国名服役，所灌输的思想意识是：做个毒虾米，让敌人在吞掉你之前要三思。

2。独立自主的外交。作为小国，外交口号是结交最多的朋友，树立最少的敌人，可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允许外国干涉新加坡内政。新加坡国民服役初期采用的是以色列训兵制，还请了不少以色列军事顾问来训练我们的军队，这种动作在本地区是不简单的，可是这正是新加坡对国家独立自主的一种坚持。

3。亚细安组织成立。新加坡不能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员，可是新加坡必须是自由安定的区域组织的一员。。就这点而言，李光耀先生留给新加坡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积极提倡亚细安的成立。1967年8月8日成立的亚细安如果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共同市场，肯定对新加坡的生存与稳定起很大的作用。

4。亚洲区域的稳定。新加坡一向不相信一国独霸的区域局势。冷战时期，李光耀先生厌恶美国，崇尚英国，近年中国强势崛起，李先生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就不难理解。

5。制度化的国际社会。制度化的联合国、国际组织都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最佳保障。

新加坡模式之世界腹地

新加坡小的最明显坏处是没有内需与供应物资与人力的国内腹地。要发展经济就要有经济腹地，这是一个与经济中心或中心城市相对应的概念。其内涵是经济中心的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范围。如果没有经济腹地，经济中心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没有经济腹地，也就无所谓经济中心。

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来，没有人民的欢呼声，只有李光耀先生的眼泪，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独立就意味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的经济腹地。

可是60年代欧美国家在寻找低薪地区来转移他们劳工密集的工厂时，意味着全球化的来临，也给新加坡一个能够把世界转变为经济腹地的绝好良机。新加坡政府也锐利地发掘了这个机遇，新加坡从此走上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经济体系、抗拒保护主义的不归路。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意味着积极寻找国际贸易的商机、执行开放的国土（移民自由进入）政策、拥抱信息科技所带来的无边界世界以及接受人口的流动性。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新加坡可以自由无阻地把世界当着自己的经济腹地。这是新加坡独特的“借的哲学”：借世界的供需、借世界的资源、借世界的人才、借世界作为舞台。

可以说，世界经济就是新加坡的腹地。

上世纪60与70年代政府的重点是为外资大开方便之门，吸引外资大量涌入投资办厂，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就业，努力解决国家经济危机和日用品奇缺等民生问题。这个政策的成功带来的是劳工严重短缺的问题，因此70到80年代转向保留对高科技企业的政策优惠，从而迫使企业提升技术含量，培养科技型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培训提高员工技能。技术人才成为人才群体的主体和支柱，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使国家逐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时期，新加坡成功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尤其是在信息业与化学工业的领域，并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航运中心、炼油中心，以及亚洲的金融中心。

这个政策的成功带来的后果是新加坡经济过于依赖外国资金与公司，政府开始鼓励企业大举向海外投资扩张，展开一系列的“区域发展”计划。初期向欧美发展碰到不少难题后，政府转而集中向本区域进军。这是新加坡政联公司扩展时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加坡经济已步入了稳健增长时期，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国际竞争力增强。近年来，新加坡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对美、日、欧和周边市场依赖性很大。因此，中国的崛起，又为新加坡经济带来了发展新机遇从高科技战略到积极准备中国战略，多是朝向扩大腹地战略方向进行。

过去的10多年，新加坡主要从事晶元制造、化学和金融服务，现在正朝着经营信息科技、生命科学和其他知识型经济迈进。制造业，尤其是以知识为主导的制造业将继续成为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强调制造业仍然是新加坡的经济支柱之一。目前，新加坡在不少领域都有很好的表现，如：新加坡仍是世界曲盘驱动器产地，负责全球1/3的硬碟生产，也是世界第三大炼油和石化中心，拥有13个晶片园，全球10大药剂公司就有6家在新加坡。

现在，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仓储、物流、运输、通讯、银行与金融服务的枢纽之一，既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也有专门的知识和软件，以及可信赖、高效率、高速运作的工作系统。但是，这一切对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格局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新的调整。

为因应金融风暴后国际经济情势的变化，并追求经济的持续成长，2010年2月新加坡“经济策略委员会”（Economic Strategies Committee, ESC）公布未来五至十年经济发展策略规划报告，拟透过人力投资及经济结构的重整，提高生产力，加速经济成长，并发展新加坡成为亚洲领先的全球性都市。

在这个经济发展策略下，新加坡设定了三个目标：高技术的人民（High- SkilledPeople）、创新的经济体（Innovative Economy）、独特的国际大都市（Distinctive Global City）。

这独特的国际大都市目标就是把世界当作腹地的最具体的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