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之以法治孝

新加坡的自由经济政策彻底推行，在贸易自由化与拒绝保护主义方面，连西方国家都赞不绝口，把新加坡当作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之楷模。

新加坡在执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却能继续拒绝执行社会福利制度，这就成为新加坡模式的大特色了。

在西方，自由主义的资本经济体系，在30年代的大萧条后出现大危机，导致新兴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或译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提倡政府对经济的干涉以及建设社会福利国家，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在某些领域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减缓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矫正市场机制对无劳动能力者分配方面无能为力的缺陷，为一部分特殊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生活帮助。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普遍出现了危机。首先是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滞胀”，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但高税收是高福利的基础，减少税收，出现财政赤字，高福利难以为继。其次是近年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福利国家”高福利、高工资、高补贴、长假期的优越条件，削弱了他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高福利还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西方就业机会外流和第三世界廉价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市场，“福利国家”竞争力减弱，难以支撑高昂的福利开支。 

新加坡建国伊始，李光耀先生就看出福利制度可能带来的弊病，所以一直抗拒福利制度。可是，新加坡何以能够抗拒福利主义？

我想，新加坡模式的反福利主义主要解决方案是维持高度的经济成长以及以法治孝。

1。新加坡以高经济成长为建国主要政策是不言而喻的。可是这种政策在经过30年的经济高度成长后，要继续维持已经不容易。最近人口白皮书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可是说是政府在继续推行这个政策所面对的难题。议题的讨论被转移为移民、新加坡核心问题，除了无谓的内耗，更是增加了新加坡人在这个议题讨论的难度。

2。其次是以亚洲价值观来抗拒福利主义：个人除了必须自食其力外，也有照顾父母的责任。这种价值的推行，于1995年达到了高潮。1995年，新加坡国会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在此法令下，被控未遵守《赡养父母法令》的子女，一旦罪名成立，可被罚款1万新元或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从2008年4月起，凡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组屋，如果是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的公积金房屋津贴。

新加坡一方面在体制上（包括教育、文化等）走向西化，一方面要保持亚洲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更进一步”以法治孝“，可行吗？这又是当前的一个难题吧。

新加坡模式

不少人对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有兴趣，我想就我所知，与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模式的一些议题。先谈谈一下一般性概念。

有人说，新加坡模式允许更多的自由经济政策及政治声音，同一党政府并存，这一点对中国很有吸引力。

我想，自由经济与一党政府并存的确是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模式的特色，虽然这种特色使新加坡在国际上变成里外不是人。

也有人认为＂半集权主义与半自由民主体制＂是新加坡模式特色。对于这一点，我想，更精确地说应该是＂半集权主义与新自由经济主义＂。

一般上谈到一个国家的体系，人们大多集中讨论现代政治三大要素，即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的政府。我想，对新加坡来说，法治、负责的政府是可以追求与实现的目标，但是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并不是新加坡可以追求的实际目标。勉强可以说，新加坡可以追求拥有一个较强大的经济。

如果说集权主义是旧的，或者甚至是亚洲目前还可以勉强接受的政治体系，新自由经济体系却是目前西方的一个最广泛被接受的政治经济思想潮流。

新加坡崇尚自由经济主义，甚至大力执行新自由经济主义、反对社会福利政策，是举世闻名的。新加坡因此被公认为世界上一个经济体系最为自由的国家/地区之一。在这同时，政府以亚洲家庭价值观以及个人应该自食其力为理由而反对社会福利政策，甚至以宣扬亚洲价值观念，巩固民众对其政权的支持，并在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形式下继续一党独大。

对这种新加坡模式的最大思考应该是：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有没有必然关系，能不能有效地分开？

新加坡近期的发展，显示继续分开经济系统与政治体系的新加坡模式就算是在新加坡国内，也已经面对不少难题与阻力。

我想，新加坡与中国学者如果能对这个议题进行更深入与广泛的思考，为新中政治经济体系寻找更合理与可行方案，对两个国家的发展与繁荣更有好处。中国是大国，在这方面的理论与思想工作可以做得更多。新加坡是小国，在实践实验方面可以更灵活实行。

智慧的痛苦

西方哲学源于希腊语“爱智慧”；谈的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之学”。后来哲学转向“知识论”，却不谈“爱知识”。可见西方谈到智慧与知识时，是分得相当清楚的。可是知识与智慧有何分别，却也不容易说清楚。

康德把科学与智慧加以区分，说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智慧是井井有条的生活。当知识论成为西方哲学主流时，哲学家甚至把智慧排除在哲学之门外。

知识可以学，可以探讨，而智慧只能爱，一种说法是知识与科学是严谨可靠的东西，而智慧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另一种解释认为智慧是宇宙自然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至高无上，它只适合于神而不适合人。圣经创世纪2.16耶和华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2.17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Genesis 2：16-17：And the Lord God commanded the man, saying, “You may surely eat of every tree of the garden,  but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you shall not eat, for in the day that you eat of it you shall surely die.”

分别善恶树在英语里是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就是“善恶的知识之树”，善恶的知识就有“智慧”的意思，而不是指知识而已。圣经里的话似乎是说，人不是因为追求智慧才成为有死的，而是因为追求智慧后才知道自己是有死的。所以说智慧不但是一种痛苦，而且是痛苦中的痛苦。

圣经表明了人注定要追求智慧（那是善恶之学），可是智慧之至高无上却又注定不可能达到通达智慧的境界，更在追求智慧中知道了自己必死之有限性。

博爱与社区

西方民主思维，除了讲自由与平等的理念外，其实还有个“博爱”的理念。这个源于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理念，很奇怪的并不常常被人提起。而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只是间接的谈到这个理念：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这“兄弟关系”就是指 Fraternity，中文翻译为“博爱”其实有误导性，令人想到西方宗教中所宣扬的博爱。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当时的革命者而言，这个理念可能正好有完全反对当时垄断的宗教文化的意味。它与中华思维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念更为接近。

这个理念所提出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概念，牵涉到形成市民社区所需的几个核心价值：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处境（Empathy）、合作（Coorporation）、承诺（Commitment）、责任（Responsibility）、公平（Fairness）、信任（Trust）与公道（Equity）。这些核心价值相互关联组成“博爱”之外衣。

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只能实现于社区之外，而在社区之外谈博爱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理念不但可以用于人与人之间、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也应该用于人与自然界之间。比如设身处地的价值就是承认某些人或某些动物与自然环境需要我们特别照顾，使到他们可以继续在社区扮演有用的角色。

因为“博爱”涉及的是形成社区所需的价值与对整体环境的关怀，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比从个人为出发点的自由与平等理念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更大。

平等产生竞争

西方民主思维的两大理念是：自由与平等。他们提出这些理念，很多时候不是反映现实，而是要以这种理念来征服与改造世界，以达到一个更完美、更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社会。

讲自由，是要解释罪恶的原因。（网页： http://joontai.blogspot.sg/2013/01/blog-post.html）

为什么要提倡平等？是要鼓励竞争。这是很诡异的，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明明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何来平等？平等是一种向往还是现实？看来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是文化复兴思维下的产品。

人们谈平等，都喜欢引用美国《独立宣言》里的话：“人人生而平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独立宣言》被当作美国立国之本，其精神其实来自英国人洛克，当时一个全面阐述过宪政民主思想的人。因为社会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没有人介入的纯粹的弱肉强食状态，所以政府的适当介入很重要。悲观派认为只有绝对的君主制才能阻止人现任自相残杀的境地；洛克是乐观派，他对人的理性充满信心，不相信君权神授，民主宪政就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克服自然状态中“无序”所带来的不便，所以要提倡“社会契约论”，确保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民主社会演变的过程中，社会要进步就要有竞争。平等变成大前提，而竞争带来的成果与满足才是目标。龙生龙，凤生凤，大家各安其位，何必言竞争？但是，人主要还是精神动物，温饱之后，尊严和荣誉还是有相当价值的，人总不能一生当奴隶吧？为了在社会上找准自己的位子，就得煞费苦心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竞争才是硬道理。

可是现代社会的竞争是残酷的。但是竞争的结果恰恰就是造成不平等的社会。

平等理念作为大前提，其结果偏偏就是越来越不平等的现实。这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呢？

自由源于恶念

自由是个人人有兴趣的课题；但是也是个很有争议性的课题。

华人说崇尚的自由，可说是自然中的自由自在，而自然就是自而然之，顺其自然。

西方人谈自由就显得认真。古代希腊人相信命运、必然性、规律，对自然充满反抗性的乐观精神，所以他们对命运持积极态度，崇尚理性知识。但是当时知识不足以解释自然现象之所以然，导致晚期希腊的怀疑主义抬头，不再追求知识，转向伦理与宗教。适逢基督教的兴起，怀疑主义为教父与经院哲学所利用，并提出了自由意志的宗教注解。

提出自由意志的是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为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创造一个充满罪恶与苦难的世界感到苦恼。恶的存在如何能解释上帝的真善美？他提出了自由意志论：恶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他把上帝与祂所创造的世界分开来，因为上帝是超越的。在上帝那里，恶是不存在的。但是世界是被上帝创造的，它不可能完美，不然就与上帝同等了。世界的缺陷就是恶。上帝创造了亚当时给了他自由意志，这个时候人类就有了选择善恶的自由。

自由本来应该是行善的自由，为什么自由意志离善而趋于恶呢？因为亚当受到了诱惑，误用了行善的自由，犯下了“原罪”，因此人只有作恶的自由。

忧患、恐怖、苦业

这里让我提出了“西人欲征服、印人求解脱、华人想生活”的命题。                                             
阅读牟宗三的书《中国哲学的特质》，在第二与第三讲中他详细谈到了华人的忧患意识，西方的恐怖意识及印度的苦业意识，而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现把其说要点摘录如下：
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但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它引发的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一种责任感，是戒慎恐惧的“敬”之观念。由之而引生的是敬德、明德与天命等等的观念。中国上古已有“天道”、“天命”的“天”之观念，但天的降命则由人的道德决定，此与西方宗教意识中的上帝大异。我们所做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在西方，宗教的情绪源于恐怖意识。近代丹麦存在主义的奠基者曾著《恐怖的观念》，特别指出恐怖（Dread）之不同于惧怕（Fear）。惧怕必有所惧的对象，而恐惧则不必有一定的对象，它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甚至超乎一切对象，故人面对苍苍之宇宙时，恐怖的心理悠然而生，感到一片虚无（Nothingness）。如果从这虚无的深渊奋然跃出，就是皈依上帝了。皈依便是对自己存在作彻底的否定，即作一自我否定（Self-Negation）。人皆有罪，人们在天灾中，只有怖栗地哀求宽恕。
（我的看法：西方近代走入科学主义，尼采又判断上帝死了，为了解除这种恐怖意识，自然走上征服自然之路。这就是所谓人的觉醒。）
印度佛教与西方一样，同由人生的负面进入，但是在苦入而不是在罪入。它言人生为无常，恒在业识中动荡流转，由此产生了解脱出世的思想。

预设与真理：民主与性 Premises and Truth

新加坡处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受到两大文明思维的影响。我的一个观察是，受到西方思维的影响，如果不分清楚他们思维的本质，讨论起来会牛头不对马嘴。

我的了解是，西方思维开始时注重思考，而思考往往基于预设，这就是所谓的思维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日子久了，这些预设进入他们的血液，变成永恒不变的的真理。这些例子很多，从宇宙秩序、客观、上帝、自由、平等，到正义，以致人权以及自由民主，都由预设成为了永恒不变的真理。

从预设到真理，这些概念无形中又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就有了民主与性对等，就是说民主是本性。既然鼓励民主自由开放，性开放就不是问题了，进而提出这样理论：越是性开放的社会，民主自由的贯彻越是彻底，所以要性开放。

把预设转成真理已经是一大误区，再把人为工具当作人的本性看待，这种思维逻辑，是荒谬绝顶了吧？

中华思想从来对西方那些预设没有兴趣，他们的出发点不是预设，而是人生目标与价值的追求，这个追求是建立在认可的价值观与对人性的认识上。中华文化不是建立在思维上，是建立在道德实践上。西方思维崇尚现象后面的虚无的本质，热衷建立普世工具；道德实践崇尚对环境的适应，把工具当作中性的东西。

信仰与理性 Faith and Reason

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的创办人和其他四人涉嫌共谋失信该教会2300万元，2012年7月26日遭商业事务局逮捕。该会的教友在逮捕后，大多表示继续对这些领导人有信心与信任。

在这里所说的，不管是信心还是信任，英语所用的词都是 Faith。在宗教里，Faith 其实是个有特别含义的词语，都有信仰的意思。

在西方，信仰与理性是两个争论不休的概念。古希腊哲学主要是探究本源的逻辑理路，这个理路规约了整个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走向。从对命运的叩问、对智慧的探究与真理的追求，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通过概念、范畴的逻辑论证和理论推演建构体系的本体论证方式。

可是，当希腊人对现世的幸福和心灵的安宁的探问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是生而有死的存在问题出现了。这就导致他们对灵魂回归神、关照神的向往，以伦理化的宗教填补纷繁无序的思维与辩论。这就是宗教信仰概念的提出，让上帝以信念信仰的方式通向了人的内心。

中世纪早期教父哲学家把神圣的启示置于理性知识之上，认为人的理智只能获得自然界知识，不能用于把握上帝的存在。人的理性是有缺陷的，而上帝是绝对的与完美的。到了后来，阿奎那才认为理性与信仰都不可偏废。自然知识依靠人的理性获得，超自然知识超越人的本性之外，它需要靠上帝的启示，就是说通过信仰来获得。

信仰与迷信 Faith and Superstition

最近城市丰收教会的牧师涉嫌失信教会款项的事件，教友对案件的反应不禁令人想到信仰与迷信的课题。

信仰与迷信的分别是不易辩证的。西方人对宗教的态度认真，中世纪经院学者一反在他们以前的教父只注重信仰（Faith）的哲学，把信仰与理性联系起来，并由此而把信仰与迷信区分开来。

西方宗教的观点是：宗教是有理性的信仰，而没有理性的信仰才是迷信。

宗教的信仰是有理性的，就是以严谨的思维、逻辑的推理来达成有系统的宗教知识。

迷信是没有理性的信仰，因为没有理性会导致虚无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是怀疑主义的极致形式，认为没有可以理解的真相，世界、生命的存在没有意义与目的；而相对主义者认为没有一个社会价值能普遍的适用于所有时空下，价值随社会文化、个人背景而不同；所以一个价值的正确与否仅仅是因为它是否与当时的公共认知相对。

这种对信仰与迷信的解读恰恰显示西方宗教目前所处的困境。以理性来解救信仰恰恰把信仰的地位贬低在理性之下；其所排斥为迷信的虚无与相对主义，恰恰是当代哲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