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恐怖、苦业

这里让我提出了“西人欲征服、印人求解脱、华人想生活”的命题。                                             
阅读牟宗三的书《中国哲学的特质》，在第二与第三讲中他详细谈到了华人的忧患意识，西方的恐怖意识及印度的苦业意识，而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现把其说要点摘录如下：
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但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它引发的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一种责任感，是戒慎恐惧的“敬”之观念。由之而引生的是敬德、明德与天命等等的观念。中国上古已有“天道”、“天命”的“天”之观念，但天的降命则由人的道德决定，此与西方宗教意识中的上帝大异。我们所做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在西方，宗教的情绪源于恐怖意识。近代丹麦存在主义的奠基者曾著《恐怖的观念》，特别指出恐怖（Dread）之不同于惧怕（Fear）。惧怕必有所惧的对象，而恐惧则不必有一定的对象，它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甚至超乎一切对象，故人面对苍苍之宇宙时，恐怖的心理悠然而生，感到一片虚无（Nothingness）。如果从这虚无的深渊奋然跃出，就是皈依上帝了。皈依便是对自己存在作彻底的否定，即作一自我否定（Self-Negation）。人皆有罪，人们在天灾中，只有怖栗地哀求宽恕。
（我的看法：西方近代走入科学主义，尼采又判断上帝死了，为了解除这种恐怖意识，自然走上征服自然之路。这就是所谓人的觉醒。）
印度佛教与西方一样，同由人生的负面进入，但是在苦入而不是在罪入。它言人生为无常，恒在业识中动荡流转，由此产生了解脱出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