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与社区

西方民主思维，除了讲自由与平等的理念外，其实还有个“博爱”的理念。这个源于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理念，很奇怪的并不常常被人提起。而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只是间接的谈到这个理念：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这“兄弟关系”就是指 Fraternity，中文翻译为“博爱”其实有误导性，令人想到西方宗教中所宣扬的博爱。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当时的革命者而言，这个理念可能正好有完全反对当时垄断的宗教文化的意味。它与中华思维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念更为接近。

这个理念所提出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概念，牵涉到形成市民社区所需的几个核心价值：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处境（Empathy）、合作（Coorporation）、承诺（Commitment）、责任（Responsibility）、公平（Fairness）、信任（Trust）与公道（Equity）。这些核心价值相互关联组成“博爱”之外衣。

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只能实现于社区之外，而在社区之外谈博爱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理念不但可以用于人与人之间、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也应该用于人与自然界之间。比如设身处地的价值就是承认某些人或某些动物与自然环境需要我们特别照顾，使到他们可以继续在社区扮演有用的角色。

因为“博爱”涉及的是形成社区所需的价值与对整体环境的关怀，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比从个人为出发点的自由与平等理念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更大。

平等产生竞争

西方民主思维的两大理念是：自由与平等。他们提出这些理念，很多时候不是反映现实，而是要以这种理念来征服与改造世界，以达到一个更完美、更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社会。

讲自由，是要解释罪恶的原因。（网页： http://joontai.blogspot.sg/2013/01/blog-post.html）

为什么要提倡平等？是要鼓励竞争。这是很诡异的，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明明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何来平等？平等是一种向往还是现实？看来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是文化复兴思维下的产品。

人们谈平等，都喜欢引用美国《独立宣言》里的话：“人人生而平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独立宣言》被当作美国立国之本，其精神其实来自英国人洛克，当时一个全面阐述过宪政民主思想的人。因为社会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没有人介入的纯粹的弱肉强食状态，所以政府的适当介入很重要。悲观派认为只有绝对的君主制才能阻止人现任自相残杀的境地；洛克是乐观派，他对人的理性充满信心，不相信君权神授，民主宪政就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克服自然状态中“无序”所带来的不便，所以要提倡“社会契约论”，确保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民主社会演变的过程中，社会要进步就要有竞争。平等变成大前提，而竞争带来的成果与满足才是目标。龙生龙，凤生凤，大家各安其位，何必言竞争？但是，人主要还是精神动物，温饱之后，尊严和荣誉还是有相当价值的，人总不能一生当奴隶吧？为了在社会上找准自己的位子，就得煞费苦心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竞争才是硬道理。

可是现代社会的竞争是残酷的。但是竞争的结果恰恰就是造成不平等的社会。

平等理念作为大前提，其结果偏偏就是越来越不平等的现实。这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呢？

自由源于恶念

自由是个人人有兴趣的课题；但是也是个很有争议性的课题。

华人说崇尚的自由，可说是自然中的自由自在，而自然就是自而然之，顺其自然。

西方人谈自由就显得认真。古代希腊人相信命运、必然性、规律，对自然充满反抗性的乐观精神，所以他们对命运持积极态度，崇尚理性知识。但是当时知识不足以解释自然现象之所以然，导致晚期希腊的怀疑主义抬头，不再追求知识，转向伦理与宗教。适逢基督教的兴起，怀疑主义为教父与经院哲学所利用，并提出了自由意志的宗教注解。

提出自由意志的是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为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创造一个充满罪恶与苦难的世界感到苦恼。恶的存在如何能解释上帝的真善美？他提出了自由意志论：恶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他把上帝与祂所创造的世界分开来，因为上帝是超越的。在上帝那里，恶是不存在的。但是世界是被上帝创造的，它不可能完美，不然就与上帝同等了。世界的缺陷就是恶。上帝创造了亚当时给了他自由意志，这个时候人类就有了选择善恶的自由。

自由本来应该是行善的自由，为什么自由意志离善而趋于恶呢？因为亚当受到了诱惑，误用了行善的自由，犯下了“原罪”，因此人只有作恶的自由。

忧患、恐怖、苦业

这里让我提出了“西人欲征服、印人求解脱、华人想生活”的命题。                                             
阅读牟宗三的书《中国哲学的特质》，在第二与第三讲中他详细谈到了华人的忧患意识，西方的恐怖意识及印度的苦业意识，而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现把其说要点摘录如下：
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但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它引发的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一种责任感，是戒慎恐惧的“敬”之观念。由之而引生的是敬德、明德与天命等等的观念。中国上古已有“天道”、“天命”的“天”之观念，但天的降命则由人的道德决定，此与西方宗教意识中的上帝大异。我们所做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在西方，宗教的情绪源于恐怖意识。近代丹麦存在主义的奠基者曾著《恐怖的观念》，特别指出恐怖（Dread）之不同于惧怕（Fear）。惧怕必有所惧的对象，而恐惧则不必有一定的对象，它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甚至超乎一切对象，故人面对苍苍之宇宙时，恐怖的心理悠然而生，感到一片虚无（Nothingness）。如果从这虚无的深渊奋然跃出，就是皈依上帝了。皈依便是对自己存在作彻底的否定，即作一自我否定（Self-Negation）。人皆有罪，人们在天灾中，只有怖栗地哀求宽恕。
（我的看法：西方近代走入科学主义，尼采又判断上帝死了，为了解除这种恐怖意识，自然走上征服自然之路。这就是所谓人的觉醒。）
印度佛教与西方一样，同由人生的负面进入，但是在苦入而不是在罪入。它言人生为无常，恒在业识中动荡流转，由此产生了解脱出世的思想。

预设与真理：民主与性 Premises and Truth

新加坡处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受到两大文明思维的影响。我的一个观察是，受到西方思维的影响，如果不分清楚他们思维的本质，讨论起来会牛头不对马嘴。

我的了解是，西方思维开始时注重思考，而思考往往基于预设，这就是所谓的思维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日子久了，这些预设进入他们的血液，变成永恒不变的的真理。这些例子很多，从宇宙秩序、客观、上帝、自由、平等，到正义，以致人权以及自由民主，都由预设成为了永恒不变的真理。

从预设到真理，这些概念无形中又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就有了民主与性对等，就是说民主是本性。既然鼓励民主自由开放，性开放就不是问题了，进而提出这样理论：越是性开放的社会，民主自由的贯彻越是彻底，所以要性开放。

把预设转成真理已经是一大误区，再把人为工具当作人的本性看待，这种思维逻辑，是荒谬绝顶了吧？

中华思想从来对西方那些预设没有兴趣，他们的出发点不是预设，而是人生目标与价值的追求，这个追求是建立在认可的价值观与对人性的认识上。中华文化不是建立在思维上，是建立在道德实践上。西方思维崇尚现象后面的虚无的本质，热衷建立普世工具；道德实践崇尚对环境的适应，把工具当作中性的东西。

信仰与理性 Faith and Reason

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的创办人和其他四人涉嫌共谋失信该教会2300万元，2012年7月26日遭商业事务局逮捕。该会的教友在逮捕后，大多表示继续对这些领导人有信心与信任。

在这里所说的，不管是信心还是信任，英语所用的词都是 Faith。在宗教里，Faith 其实是个有特别含义的词语，都有信仰的意思。

在西方，信仰与理性是两个争论不休的概念。古希腊哲学主要是探究本源的逻辑理路，这个理路规约了整个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走向。从对命运的叩问、对智慧的探究与真理的追求，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通过概念、范畴的逻辑论证和理论推演建构体系的本体论证方式。

可是，当希腊人对现世的幸福和心灵的安宁的探问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是生而有死的存在问题出现了。这就导致他们对灵魂回归神、关照神的向往，以伦理化的宗教填补纷繁无序的思维与辩论。这就是宗教信仰概念的提出，让上帝以信念信仰的方式通向了人的内心。

中世纪早期教父哲学家把神圣的启示置于理性知识之上，认为人的理智只能获得自然界知识，不能用于把握上帝的存在。人的理性是有缺陷的，而上帝是绝对的与完美的。到了后来，阿奎那才认为理性与信仰都不可偏废。自然知识依靠人的理性获得，超自然知识超越人的本性之外，它需要靠上帝的启示，就是说通过信仰来获得。

信仰与迷信 Faith and Superstition

最近城市丰收教会的牧师涉嫌失信教会款项的事件，教友对案件的反应不禁令人想到信仰与迷信的课题。

信仰与迷信的分别是不易辩证的。西方人对宗教的态度认真，中世纪经院学者一反在他们以前的教父只注重信仰（Faith）的哲学，把信仰与理性联系起来，并由此而把信仰与迷信区分开来。

西方宗教的观点是：宗教是有理性的信仰，而没有理性的信仰才是迷信。

宗教的信仰是有理性的，就是以严谨的思维、逻辑的推理来达成有系统的宗教知识。

迷信是没有理性的信仰，因为没有理性会导致虚无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是怀疑主义的极致形式，认为没有可以理解的真相，世界、生命的存在没有意义与目的；而相对主义者认为没有一个社会价值能普遍的适用于所有时空下，价值随社会文化、个人背景而不同；所以一个价值的正确与否仅仅是因为它是否与当时的公共认知相对。

这种对信仰与迷信的解读恰恰显示西方宗教目前所处的困境。以理性来解救信仰恰恰把信仰的地位贬低在理性之下；其所排斥为迷信的虚无与相对主义，恰恰是当代哲学的主流。

形式与内容 Form and Substance

 中西思维不同。西方讲的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理性，哲学技术语就是“形式逻辑”。中国人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间实践，套孔子的话就是“和而不同”，哲学技术语就是“审美秩序”。简言之，西方关注永恒的形式，中国人关注的是变动的内容。这样的不同思维的假设前提，当然会影响审美态度。所以，这就应该对形式与内容的意思有进一步的了解。

要解释形式与内容，也还不容易。就用一些现实的例子吧。

简单来说，形式逻辑就是：2 + 3 = 5。

谁都知道这是永恒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西方人讲了几千年的哲学，相信永恒、静态、上帝，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形式逻辑。可是，单单把数字加起来，那是没有意思的。数字后面要有内容。在这真理后面对内容有一个假设：就是在数字后面的东西应该是同一类的。所以，2 个人 + 3 个人 = 5 个人。这里所说的‘人’，就是内容了。

问题来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吗？东西思维的不同，就在于解读这个“内容”时所持有的不同看法。

如果说，1 个臭皮匠 + 1 个臭皮匠 + 1 个臭皮匠 = 1 个诸葛亮，那就很容易了解。在这种情况下，1+1+1 当然等于 1，因为内容不同。

另一个例子，5 头饿牛 + 5 束草 = 5 头吃饱了的牛。那也很容易了解。形式加了内容，结果是很明显的。

比较有争论性的例子是：2个人 + 3个人 = 5个人。人当然是同类，可是他们是相同的吗？就算是同一个人，他们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之下，都是相同的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是”，那末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西方理性思维的影响。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你显然倾向于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更替的，因此，和谐社会、和谐秩序的基本信念应该是“和而不同”，百花齐放。

所以说，西方人重形式，中国人重内容。

新加坡公民信约：抱负，非意识形态 The Singapore National Pledge: An Aspiration, Not an Ideology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 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 团结一致， 建设公正平等 的民主社会， 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 共同努力。

据报章报道，2009年8月19日，当时担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罕见地在国会发言，目的是要在新加坡种族平等的课题上把国会带回现实中。

8月18日，在辩论国家政策时，官委议员维斯瓦提出的政府施政应维护信约原则的动议。在他的发言中，他为新加坡的种族间和谐共处与所有种族皆有平等机会而感到骄傲。可是，他对政府强调种族类别，例如设立各族的自助团体，发出混合的讯号而提出了质疑。

李资政反驳了这位官委议员提出平等对待所有种族的说法，认为那是虚假和有缺陷的。指明政府对各种族的处理方式时，他指出新加坡宪法给予马来人特别地位，而不是每人都平等对待。

为了提醒大家原来的起步点，他指出公民信约是在上世纪60时代种族紧张时期的背景下起草的。新加坡那时刚刚被马来西亚踢出来，如果占据多数人口的新加坡华人，像马来西亚多数民族马来人对待那里的少数民族华人那样对待马来人，在新加坡的马来人会特别感到脆弱与毫无把握。

在这个背景下，当时文化部长拉勒南尽力强调‘不分种族、言语与宗教’。

李资政提醒国会，宪法第152条指定政府的责任是‘要一直照顾新加坡少数民族与宗教的利益’。它特别提到政府必须接受原住民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教育利益。

他直率地说，新加坡要做到平等对待所有民族，可能不需要几百年，但也需要几十年。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把公民信约看成是维斯瓦所说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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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On 19 August 2009,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then Minister Mentor Lee Kuan Yew, in a rare intervention in Parliament, rose yesterday to 'bring the House back to earth' on the issue of racial equality in Singapore.

On 18 August, 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 (NMP) Viswa Sadasivan had tabled a motion for the House to reaffirm its commitment to principles in the National Pledge when debating national policies. In a speech, the NMP had expressed pride in Singapore's inter-racial harmony and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y for all races. However, he questioned if the Government was sending out mixed signals by emphasising racial categories, for example, through ethnic self-help groups.

Mr Lee rebutted as 'false and flawed' the arguments by the NMP calling for equal treatment for all races. Spelling out th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race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Singapore itself enjoins the Government to give Malays a 'special position', rather than to 'treat everybody as equal'.

To 'remind everybody what our starting point is', he pointed to the racially tense period of the 1960s,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Pledge had been written. Singapore had just been thrown out of Malaysia. The Malays in Singapore were feeling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unsure if the Chinese majority here would treat them the way the Malay majority in Malaysia had treated the Chinese minority there.

Because of such a backdrop, the Pledge crafted by then Culture Minister S. Rajaratnam took pains to emphasise principles that would b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and religion'.

Mr Lee also drew the House's attention to Article 152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makes it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to 'constantly care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racial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Singapore'. In particular, it states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recognise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Malays,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Singapore', and safeguard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interests.

For Singapore to reach a point where all races could be treated equally 'is going to take decades, if not centuries', he said bluntly. For this reason, he sees the Pledge not as an 'ideology', as Mr Viswa put it, but as an 'aspiration'.

新加坡：政治多极化中显现出的优雅 Singapore: Graciousness Amid Political Plurality

Koh Poh Tiong

‘新加坡日行一善理事会’主席郭伯炯在新加坡总统大选过后写信给海峡时报，为新加坡在政治多极化中所显示的优雅行为而受到鼓舞。以下是九月二日刊登于海峡时报的信件的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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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的新加坡人一样，我密切的关注这次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我们的兴趣浓厚。所有的候选人都体现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相互尊敬。

虽然他们在传达他们的观点时，激烈而强劲，他们谨慎地对事不对人。

上个星期，我们熬夜等待选举的结果。当陈钦亮先生承认输了竞选时，他时那末的大方磊落。

接下来是陈如斯先生。他虽然并没有立刻承认输选，当时他还是很大方的表示他的胜算不大。

当陈清木医生与陈庆炎博士之间的票数很明显的十分接近的时候，陈清木医生只是平静地表示可能需要重新计票，而不是一种‘要求’的语气，虽然他是完全有这个权利的。

在星期一，我读到了三位候选人承认输选的声明，我对他们的君子风度感到鼓舞。

陈钦亮先生毫无保留地承认他犯了技术性的错误。

陈如斯先生以清晰的个人理念与责任来为他的竞选活动辩护，那就是为选民提供了‘真正的选择’。

陈清木医生还是保留了他的幽默感，虽然他所承受的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失败。

当他誓言他要继续扮演团结新加坡人的角色时，他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

陈庆炎博士在胜利中展示了他的宽宏大量。承认他的对手的智慧，感谢他们激烈而强劲的选举活动，陈庆炎博士为多极观点之下协同合作新纪元的政治过程发出了新讯号。

在总统大选选前与选后，我所观察到令我对我们共同迈向一个优雅的新加坡社会的路程有了极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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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of Singapore Kindness Movement Council Mr Koh Poh Tiong was encouraged by what he saw as graciousness amid political plura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Singapor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11. He wrote to The Straits Times and the letter was published on 2 September 2011. Here is his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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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many Singaporeans, I watched the campaigning for the presidency closely and with great interest. All four candidates maintained a high standard of courtesy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

While they were vigorous and robust in conveying their views, they were careful to focus on the issues and not on the personalities.

I stayed up to watch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last weekend. When Mr Tan Kin Lian conceded, he did so graciously.

Then came Mr Tan Jee Say. While he did not immediately concede the election, he was gracious in acknowledging that he was not a front runner at that point in time.

When it was obvious to Dr Tan Cheng Bock that the final count was going to be razor-thin between him and Dr Tony Tan, the former gently conveyed the need for a recount. It did not sound at all like a demand to which he was fully entitled.

Reading the concession statements of the candidates on Monday, I am encouraged by the gentlemanly way each of the three candidates accepted defeat.

Mr Tan Kin Lian freely admitted his tactical mistakes.

Mr Tan Jee Say defended his campaign with a clear sense of personal belief and responsibility in offering voters 'a real choice'.

Dr Tan Cheng Bock maintained his sense of humour in spite of what must have been a painful defeat.

He showed remarkable gumption by pledging to continue his personal mission to be a unifying figure for Singaporeans.

Dr Tony Tan was magnanimous in victory. In recognising the talents of his rivals and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robust and spirited campaigns', he set the standard for collegiality in the high-stakes contest for the highest elected public office.

By publicly soliciting and welcoming Dr Tan Cheng Bock's input, President Tan is signalling a new era of collaboration in the wake of the plurality of views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What I observed during and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gives me great hope in our collective journey towards a more gracious Singa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