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之民主自由

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当然不容易，不论是民主制度、一党独大、以法治国，都有极大的争议。先谈新加坡的民主制度。

新加坡是宪政民主，就是说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根据宪法，新加坡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內閣制）国家，国会议员是通过选民投票直选产生的，国内也有多个政党参与选举以及有反对党的存在。1991年宪法修改后，总统由民选产生，任期6年。修正后的宪法也赋予总统更多的权限，包括否决所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或种族和谐的政府法案，在总理的推荐下任命内阁官员和部门首长，以及启动腐败调查程序。

批评新加坡民主制度的人，主要是从新加坡有没有自由的角度来对新加坡的制度给予负面评价。自由民主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以自由主义思维为基础，在这种思维下，自由与民主本来是孪生兄弟，是同义词。但是在实践上，民主制度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人所享受的自由制度化，并使之保护个人个体的自由。

要把自由说清楚也不容易，因此要以制度来体现自由精神也不容易。历来对民主制度的界定也没有共识。自由民主既是西方产物，要非西方国家完全依照他们的那一套，无形中就是要这些国家全盘西化，达到“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梦。

目前对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评估，在西方，最普遍的方法就是采用所谓的自由或民主指数。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采用的就是自由指数，而“经济学人情报组织”（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采用的就是“民主指数”。

自由之家依据两个变量：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与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与自由度。它将这两个变量从1至7打分，1是最自由和民主，7则为最不民主和自由。根据这个指数，1-2.5 为自由国家，3-5.5 为部分自由国家，而6-7 为不自由国家。

新加坡在这两个变数的得分都是4，所以被“自由之家”评为是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它对新加坡选举局由总理直接控制提出了批评，并因此觉得新加坡没有独立的选举组织。

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变量有五个：1。选举程序与多元化；2。政府功能；3。政治参与；4。政治文化；5。公民自由。它将五个变量从1至10打分，1是最不民主，而10最民主。它把世界国家分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民主与专制混合以及专制4种国家。

经济学人情报组织的“民主指数”一直把新加坡的制度评为民主与专制混合型，分数5点多。主要是因为它认为新加坡在公民没有享有充分的自由，在选举程序与多元化方面也差强人意。

新加坡模式之小国崛起

小国的脆弱性源于土地小；如果有没有天然资源，那就更不易生存了。

传统观念的假设是土地是生产与国家力量的关键，扩大国家领土成为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过去，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苏联等国家的崛起成为强国都是通过扩张领土。传统的经济学说也认为经济力量来自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人力与资本。

可是，这种传统学说已经被全球化的强劲力量与潮流所淹没。新的观点是，国家的力量来自：1。政治与意识能力；2。军事力量；3。经济力量；4。通信交流力量；5。智慧力量；与 6。外交力量。

看看学者专家是怎么说的：

1。当代最著名的管理作家之一、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1995年出版的书《世界级：区域性企业也能竞逐全球》 (World Class：Thriving Locally in the Global Economy) 解释讨论了全球化对商业、城市与区域的含意。首先，全球化造就了都市精英阶层（cosmopolitan elite），这些人出现于世界各大城市，形成巨大关系网。其次，城市必须有思考、制造或贸易的能力，只要在这三项中把其中的一项做好，这个城市就能有特出的表现。

2。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认为基本的经济决策不是由民族国家来敲定的，而是由全球经济来敲定的。以货币政策为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有财政预算盈余，不能避免大量外债，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能力自己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

3。亚洲著名的管理大师日本的大前研一的书《无国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是最早论述全球化的经典著作之一。他认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科技、信息与全球化进程中连接。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企业必须具有全球化的视角，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因为作为全球性的选手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必须要有动力和知识推动自己，并对于世界主要市场务必做到烂熟于心，而不是纠缠于本地市场这一方狭小天地。

4。美国经济、历史与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其书《贸易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中认为国际贸易将是世界转型的一股强大力量。自由贸易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利益。他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将被“贸易国家”所取代。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将是贸易大国。依此准则，新加坡已经是世界十五“大国”之一。

5。美国智囊学者格雷格•特雷弗顿 (Greg Treverton) 就认为人才知识才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最关键。在现在的社会，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他国的土地与人才来克服本身之不足。

6。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强合作、反对一国一意孤行，无礼对待别国，合作以解决国际问题、处理由于国际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已经逐渐形成常态。这种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关涉世界如何运转的一种信念，全球化时代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小国也可以在这种合作下发挥影响力。

全球化意味着在无国界、开放的时代，科技、知识（人才）、资金等无形的资源的掌握与拥有才是决定国家力量与生存的最关键因素，也为小国崛起提供了绝好良机。

新加坡模式就是在这个大环境、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新加坡模式之步步为营

新加坡独立之初，看准全球化的时机，以世界为经济腹地，顺利地发展了国家的经济，让新加坡奇迹般地繁荣兴盛起来。

但是，世界经济作为新加坡的经济腹地是没有保障的，尤其是保护主义是一颗随时会爆发的炸弹。新加坡在这种环境下，的确是步步为营，居安思危与忧患意就成为识积极进取，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忧患意识成为了新加坡的立国、强国之魂。

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固然可以无咎，可是这究竟不是长远办法。如何加强生存保障，转危为机才是硬道理。新加坡对危机的处理，可说是被逼出来的。水源管理就是一个例子。新加坡缺乏水源，从受制于马来西亚到现在成为世界级水源管理中心是需要有远见的精心策划的。

新加坡的脆弱性可以说是天生的。这点建国总理李光耀最清楚。他说过：““我們不是紐西蘭。在那兒，政府政策可以失敗，但草地仍然會繼續生長，牛羊繼續會在山中繁殖。生活如常，他們也有葡萄、桃子和其他果樹。”当然，他也是最适合讲述新加坡是采取什么手段来减少新加坡的脆弱性。李先生在今年初的一个论坛上就很清楚简要的说了：

”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手握资金的人或机构对我国的信心，这份信心建立在稳固机制、健全政策和开放贸易的基础上。“

开放贸易指的是全球化贸易体系，稳固机制、健全政策是另一个大课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就谈谈信心的建立。

信心的建立可不是空口说白话，要有眼光，要有实际策略与行动，否则就以坐待毙。我把就所观察到的几点略述一下。

1。刚强勇猛的社会。新加坡独立初期打出的建国口号就是建立一个刚强勇猛的社会。在英军撤退之前立刻执行国名服役，所灌输的思想意识是：做个毒虾米，让敌人在吞掉你之前要三思。

2。独立自主的外交。作为小国，外交口号是结交最多的朋友，树立最少的敌人，可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允许外国干涉新加坡内政。新加坡国民服役初期采用的是以色列训兵制，还请了不少以色列军事顾问来训练我们的军队，这种动作在本地区是不简单的，可是这正是新加坡对国家独立自主的一种坚持。

3。亚细安组织成立。新加坡不能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员，可是新加坡必须是自由安定的区域组织的一员。。就这点而言，李光耀先生留给新加坡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积极提倡亚细安的成立。1967年8月8日成立的亚细安如果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共同市场，肯定对新加坡的生存与稳定起很大的作用。

4。亚洲区域的稳定。新加坡一向不相信一国独霸的区域局势。冷战时期，李光耀先生厌恶美国，崇尚英国，近年中国强势崛起，李先生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就不难理解。

5。制度化的国际社会。制度化的联合国、国际组织都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最佳保障。

新加坡模式之世界腹地

新加坡小的最明显坏处是没有内需与供应物资与人力的国内腹地。要发展经济就要有经济腹地，这是一个与经济中心或中心城市相对应的概念。其内涵是经济中心的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范围。如果没有经济腹地，经济中心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没有经济腹地，也就无所谓经济中心。

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来，没有人民的欢呼声，只有李光耀先生的眼泪，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独立就意味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的经济腹地。

可是60年代欧美国家在寻找低薪地区来转移他们劳工密集的工厂时，意味着全球化的来临，也给新加坡一个能够把世界转变为经济腹地的绝好良机。新加坡政府也锐利地发掘了这个机遇，新加坡从此走上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经济体系、抗拒保护主义的不归路。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意味着积极寻找国际贸易的商机、执行开放的国土（移民自由进入）政策、拥抱信息科技所带来的无边界世界以及接受人口的流动性。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新加坡可以自由无阻地把世界当着自己的经济腹地。这是新加坡独特的“借的哲学”：借世界的供需、借世界的资源、借世界的人才、借世界作为舞台。

可以说，世界经济就是新加坡的腹地。

上世纪60与70年代政府的重点是为外资大开方便之门，吸引外资大量涌入投资办厂，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就业，努力解决国家经济危机和日用品奇缺等民生问题。这个政策的成功带来的是劳工严重短缺的问题，因此70到80年代转向保留对高科技企业的政策优惠，从而迫使企业提升技术含量，培养科技型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培训提高员工技能。技术人才成为人才群体的主体和支柱，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使国家逐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时期，新加坡成功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尤其是在信息业与化学工业的领域，并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航运中心、炼油中心，以及亚洲的金融中心。

这个政策的成功带来的后果是新加坡经济过于依赖外国资金与公司，政府开始鼓励企业大举向海外投资扩张，展开一系列的“区域发展”计划。初期向欧美发展碰到不少难题后，政府转而集中向本区域进军。这是新加坡政联公司扩展时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加坡经济已步入了稳健增长时期，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国际竞争力增强。近年来，新加坡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对美、日、欧和周边市场依赖性很大。因此，中国的崛起，又为新加坡经济带来了发展新机遇从高科技战略到积极准备中国战略，多是朝向扩大腹地战略方向进行。

过去的10多年，新加坡主要从事晶元制造、化学和金融服务，现在正朝着经营信息科技、生命科学和其他知识型经济迈进。制造业，尤其是以知识为主导的制造业将继续成为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强调制造业仍然是新加坡的经济支柱之一。目前，新加坡在不少领域都有很好的表现，如：新加坡仍是世界曲盘驱动器产地，负责全球1/3的硬碟生产，也是世界第三大炼油和石化中心，拥有13个晶片园，全球10大药剂公司就有6家在新加坡。

现在，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仓储、物流、运输、通讯、银行与金融服务的枢纽之一，既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也有专门的知识和软件，以及可信赖、高效率、高速运作的工作系统。但是，这一切对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格局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新的调整。

为因应金融风暴后国际经济情势的变化，并追求经济的持续成长，2010年2月新加坡“经济策略委员会”（Economic Strategies Committee, ESC）公布未来五至十年经济发展策略规划报告，拟透过人力投资及经济结构的重整，提高生产力，加速经济成长，并发展新加坡成为亚洲领先的全球性都市。

在这个经济发展策略下，新加坡设定了三个目标：高技术的人民（High- SkilledPeople）、创新的经济体（Innovative Economy）、独特的国际大都市（Distinctive Global City）。

这独特的国际大都市目标就是把世界当作腹地的最具体的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