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之五脏俱全

新加坡国家小，有好，也有不好。谈国家小的好处，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说起。

一个小小的地方，什么都具备，最可以成为真正的“国家”。我常常对中国朋友说，你们中国，从国到家，必须经过省、市、县、镇、乡、村，太遥远了。新加坡没有地方政府，我们不说我们是大巴窑人，或西海岸人，我们国之下就是家，我们是真正的的国家。我们做起事来没有很多的国内考量，没有杂念，可以集中精神，专心做事。

那当然是开玩笑。可是，现在我们谈全球化，虽然基本上指的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实际上还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新加坡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是基本上是个城市。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城市国家，比起隶属于一个大国下的城市，新加坡有其特殊的竞争优势。作为一个完整的城市国家，本身有立法权自不待言，在商业、外交等有直接的决定权。比起其它城市必须向中央政府负责，新加坡的优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灵活性。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国，许多活性策略的概念可以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应运而生，要改变一些过时的旧政策也相对容易。由于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各种影响决策的因素的不断变化，灵活性作为管理和控制风险的一种方式当然很重要。

2。敏捷性。新加坡经济发展，从劳工密集的制造业，鼓励高科技工业、商业在新加坡安家立业，发展成为区域研发与管理中心，本国大企业的区域化，以及国际大都会的远景，都显示了新加坡在经济模式转型的敏捷性。

3。快速性。因为国家小，不需要经过地方政府来执行国家的各种政策，在这些政策的执行方面当然可以很快速的进行。开赌场、办F1方程式赛车，决定了立刻就做。

4。直接性。很多政府的政策与活动都是直接的向针对的对象直接推行。比如基础设施，特别是教育和培训，非常正规和直接。当政府意识到在某一个新领域需要更好的培训，政府会很好地改变教育系统和培训设施，国民就会得到积极的再培训。

新加坡模式之统合主义

新加坡政府抗拒福利主义，围绕替代社会福利的政策的核心思想是自助（公积金制度与就业奖励 Workfare 制度）、孝道（父母赡养法令）、社区与自愿主义。

在借助社区为弱势人士与群体提供援助有两个重要背景：第一是延续当今文明社会的“志愿主义”（Voluntarism）；另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环境。新加坡政府因此注重统合所有的志愿团体与民间团体，协助这些团体由弱转为中，再由中转为强，以便在替代福利政策上发挥作用，填补国家在福利政策的撤退。

新加坡政府的这种统合不同团体来达成国家目标的策略，也许有一个最新流行的词语可以用来形容，那就是“统合主义”（Corporatism）。

志愿团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民间互助团体在新加坡自治前就已经开始活跃了。独立后，志愿性福利团体领域拓展快速，功能涵盖越来越广。1990年政府的The Next Lap 发展计划更疾呼许多援助之手 （a many helping hands），志愿团体几乎成为福利政策的替代物。

在社团方面，由于多种族的社会背景，新加坡政府相信需要援助的人，他们最先寻找援助的团体必然是他们所熟悉、信任、能了解他们遭遇与处境的人与团体。因此，政府对族群的福利统合，尤其是在1990以后，仍以族群自助组织为主。

1982年组织了 马来族群的 MENDAKI （马来自助理事会），可以说是马来同胞的福利自助团体。这个团体后来于1989年将其任务从教育扩展至马来同胞族内的经济、教育、文化与社会问题，并成为 MENDAKI II。后来又于1991年成立了印度人发展协会（SINDA）以及于1992年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CDAC）。

统合主义是个相当新的课题。不过，新加坡民间福利团体配合政府政策，为国民的福利援助做出了很大贡献，那是不容置疑的。

新加坡模式之自食其力

我们说，新加坡一方面执行的是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却能够有效地抗拒社会福利制度，是因为新加坡采取了持续高度经济成长的策略与以亚洲价值观来抗拒福利主义。

这里所讲的亚洲价值观的两大基石是：养儿防老与人民应该自食其力。

自食其力是说人要活得有尊严，就要有独立能力与靠自己：把人视为关键的资源；努力吸引国内外人才；主张工作型福利（ Workfare ）而非依赖性福利（ Welfare ）。其所隐含的意义是：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所以一切政府对人民的津贴与辅助计划的基础都是就业。政府也因此鼓励人们延长工作年龄。退休年龄虽说是62岁，可是政府鼓励人们62岁后继续工作。

除了继续工作，政府还以法规定人民强制性的储蓄，这就是新加坡举世闻名的公积金制度。有人说公积金是新加坡的福利制度，那是一种误解。存放在公积金户口里的是人民的储蓄，并不属于政府国库的一部分。与其说公积金是福利制度，不如说它是政府设计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虽说是国民的储蓄户口，其实如何应用存在公积金户口里的钱只有政府说了算。

公积金制度的基础是就业，其来源是由个人和雇主按工资一定的比例来缴纳，这是一种强制储蓄制度，多赚多储蓄，而失业者没有公积金。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于1955年7月开始设立，经过多年发展，从原来单一的储蓄式养老保障发展为包括养老、医疗、住房、教育、投资、家庭保护等项目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制度后来更进一步变成政府当作调控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比如为了应经济发展的变化，适当地调整公积金缴费率，以起到刺激或者抑制经济的作用。这个制度已被用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公积金的缴费率随雇员在年龄增加而降低，所以可以鼓励雇主继续雇用年龄较大的雇员。

公积金制度的中心价值可以说是强调个人负责，人民自食其力为自己的未来作准备；后来引进的家庭互助伦理与责任，让政府在福利提供的角色撤退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中央公积金局以购买政府债券、股票的形式把钱借给政府作建设，从而在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成为政府再投资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新加坡模式之以法治孝

新加坡的自由经济政策彻底推行，在贸易自由化与拒绝保护主义方面，连西方国家都赞不绝口，把新加坡当作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之楷模。

新加坡在执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却能继续拒绝执行社会福利制度，这就成为新加坡模式的大特色了。

在西方，自由主义的资本经济体系，在30年代的大萧条后出现大危机，导致新兴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或译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提倡政府对经济的干涉以及建设社会福利国家，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在某些领域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减缓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矫正市场机制对无劳动能力者分配方面无能为力的缺陷，为一部分特殊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生活帮助。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普遍出现了危机。首先是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滞胀”，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但高税收是高福利的基础，减少税收，出现财政赤字，高福利难以为继。其次是近年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福利国家”高福利、高工资、高补贴、长假期的优越条件，削弱了他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高福利还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西方就业机会外流和第三世界廉价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市场，“福利国家”竞争力减弱，难以支撑高昂的福利开支。 

新加坡建国伊始，李光耀先生就看出福利制度可能带来的弊病，所以一直抗拒福利制度。可是，新加坡何以能够抗拒福利主义？

我想，新加坡模式的反福利主义主要解决方案是维持高度的经济成长以及以法治孝。

1。新加坡以高经济成长为建国主要政策是不言而喻的。可是这种政策在经过30年的经济高度成长后，要继续维持已经不容易。最近人口白皮书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可是说是政府在继续推行这个政策所面对的难题。议题的讨论被转移为移民、新加坡核心问题，除了无谓的内耗，更是增加了新加坡人在这个议题讨论的难度。

2。其次是以亚洲价值观来抗拒福利主义：个人除了必须自食其力外，也有照顾父母的责任。这种价值的推行，于1995年达到了高潮。1995年，新加坡国会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在此法令下，被控未遵守《赡养父母法令》的子女，一旦罪名成立，可被罚款1万新元或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从2008年4月起，凡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组屋，如果是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的公积金房屋津贴。

新加坡一方面在体制上（包括教育、文化等）走向西化，一方面要保持亚洲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更进一步”以法治孝“，可行吗？这又是当前的一个难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