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让我提出了“西人欲征服、印人求解脱、华人想生活”的命题。
阅读牟宗三的书《中国哲学的特质》，在第二与第三讲中他详细谈到了华人的忧患意识，西方的恐怖意识及印度的苦业意识，而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现把其说要点摘录如下：
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但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它引发的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一种责任感，是戒慎恐惧的“敬”之观念。由之而引生的是敬德、明德与天命等等的观念。中国上古已有“天道”、“天命”的“天”之观念，但天的降命则由人的道德决定，此与西方宗教意识中的上帝大异。我们所做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在西方，宗教的情绪源于恐怖意识。近代丹麦存在主义的奠基者曾著《恐怖的观念》，特别指出恐怖（Dread）之不同于惧怕（Fear）。惧怕必有所惧的对象，而恐惧则不必有一定的对象，它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甚至超乎一切对象，故人面对苍苍之宇宙时，恐怖的心理悠然而生，感到一片虚无（Nothingness）。如果从这虚无的深渊奋然跃出，就是皈依上帝了。皈依便是对自己存在作彻底的否定，即作一自我否定（Self-Negation）。人皆有罪，人们在天灾中，只有怖栗地哀求宽恕。
（我的看法：西方近代走入科学主义，尼采又判断上帝死了，为了解除这种恐怖意识，自然走上征服自然之路。这就是所谓人的觉醒。）
印度佛教与西方一样，同由人生的负面进入，但是在苦入而不是在罪入。它言人生为无常，恒在业识中动荡流转，由此产生了解脱出世的思想。
新加坡处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受到两大文明思维的影响。我的一个观察是，受到西方思维的影响，如果不分清楚他们思维的本质，讨论起来会牛头不对马嘴。
我的了解是，西方思维开始时注重思考，而思考往往基于预设，这就是所谓的思维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日子久了，这些预设进入他们的血液，变成永恒不变的的真理。这些例子很多，从宇宙秩序、客观、上帝、自由、平等，到正义，以致人权以及自由民主，都由预设成为了永恒不变的真理。
从预设到真理，这些概念无形中又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就有了民主与性对等，就是说民主是本性。既然鼓励民主自由开放，性开放就不是问题了，进而提出这样理论：越是性开放的社会，民主自由的贯彻越是彻底，所以要性开放。
把预设转成真理已经是一大误区，再把人为工具当作人的本性看待，这种思维逻辑，是荒谬绝顶了吧？
中华思想从来对西方那些预设没有兴趣，他们的出发点不是预设，而是人生目标与价值的追求，这个追求是建立在认可的价值观与对人性的认识上。中华文化不是建立在思维上，是建立在道德实践上。西方思维崇尚现象后面的虚无的本质，热衷建立普世工具；道德实践崇尚对环境的适应，把工具当作中性的东西。
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的创办人和其他
四人涉嫌共谋失信该教会2300万元，2012年7月26日遭商业事务局逮捕。该会的教友在逮捕后，大多表示继续对这些领导人有信心与信任。在这里所说的，不管是信心还是信任，英语所用的词都是 Faith。在宗教里，Faith 其实是个有特别含义的词语，都有信仰的意思。在西方，信仰与理性是两个争论不休的概念。古希腊哲学主要是探究本源的逻辑理路，这个理路规约了整个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走向。从对命运的叩问、对智慧的探究与真理的追求，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通过概念、范畴的逻辑论证和理论推演建构体系的本体论证方式。可是，当希腊人对现世的幸福和心灵的安宁的探问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是生而有死的存在问题出现了。这就导致他们对灵魂回归神、关照神的向往，以伦理化的宗教填补纷繁无序的思维与辩论。这就是宗教信仰概念的提出，让上帝以信念信仰的方式通向了人的内心。中世纪早期教父哲学家把神圣的启示置于理性知识之上，认为人的理智只能获得自然界知识，不能用于把握上帝的存在。人的理性是有缺陷的，而上帝是绝对的与完美的。到了后来，阿奎那才认为理性与信仰都不可偏废。自然知识依靠人的理性获得，超自然知识超越人的本性之外，它需要靠上帝的启示，就是说通过信仰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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